光绪六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 ，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 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翁同 身为两代帝师，出于传统士子的道德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生活与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在学习上积极开导光绪，而且在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上给予光绪极大关爱，可谓“抚之则如慈父，诲之则如良师”。光绪深深地依恋这位师傅，视他为森严冷酷的深宫之中惟一的亲人和知已。
翁同 对光绪进行了传统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籍多方面的教育，刚开始时幼年光绪极不适应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时常嘻戏啼呼，哭闹不止。渐渐地，出于对慈禧严厉叱责监督的惧怕和对老师翁同 的感恩之心，光绪自觉培养起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看书学习成为他寻找精神慰藉的乐园，他开始沉醉其中，陶然忘返。翁同 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对师傅翁同 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2）
2010-3-19 9:46:02 本章字数:1036
此外，翁同 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绪早期思想的精神源头。他提出“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光绪十一年，十五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在光绪早年写成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辛劳的--
当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不由自主联想到“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
当他在幽窗翠竹、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时，遥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
当他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围坐红炉时，更是想到宫廷的豪奢与民间的疾苦，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一个专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时刻，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难能可贵。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
追根溯源，其来有自。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就纷纷慕名渡海而来，尽一切可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无论如何发达，其文化中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深厚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如此看来，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好皇帝。甚至连解放后的电影《清宫秘史》还要为不幸的光绪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明治十四岁即位时，年轻的天皇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光绪与明治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3）
2010-3-19 9:46:03 本章字数:970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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