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对腐败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着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4）
2010-3-19 9:46:41 本章字数:1089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着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朝廷批准。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开明官员，在李鸿章等少数人的鼓励支持下，他逐渐转变了思想，自陈心迹“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克服万千困难，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而面对群议汹汹，为了表示“平衡”之意，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刚刚上任，他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想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同胞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受命后他热情大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用心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5）
2010-3-19 9:46:42 本章字数:988
到了伦敦之后，他就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他哪里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连出版此书者的动机也加以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不仅思想守旧的士大夫如此，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闿运也忍不住跳将出来，大骂郭嵩焘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更有一些人直接怀疑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而弹劾他，坚决要求朝廷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否则遗毒海外，祸乱人心，后果不堪设想。郭嵩焘深陷孤立无援之境。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物，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不畏讥谗，我行我素，高歌前行，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漫漫长征。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他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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