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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_王龙【完结】(41)

  长期以来中国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与生产技术,逐步树立起中国文化至上的神圣地位。但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当这种圆熟的古老文明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时,却黯然失色。面对这种千古奇变,郭嵩焘对中国文化至上观展开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并指出判断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先进的合理标准应该是“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中国不能盲目以老大帝国凌驾于别国之上。

  在举国昏昏、天朝至上的自我麻醉中,是郭嵩焘首先以狮子吼、大海潮一般惊世骇俗的声音震荡了国人。他总结举国的政治病为“君骄臣谄”。朝廷虚骄不实,所以不肯虚心求变;而当国大臣一意逢迎,以致流于无耻。他曾引明人言:“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望而形不前。”以表达他忧愤无奈的心境。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把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已经被世界抛到身后。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还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

  他坦率承认目前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经落后的事实,抨击士大夫自南宋以后,习惯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而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其强兵富国之术,“实多可以取法”。他遍研各国历史和现状,认识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弱不振,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郭嵩焘认为即使圣人接踵而起,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国家才能振兴。这种看法,显示出他内心的焦灼失望和极度悲观。

  郭嵩焘虽然一直关心洋务外交,但认为症结在内政。如果内政修明,人才得用,则洋务并不难办理。只是上下大小官员昧于大势,进退失据,害国伤民。他曾目击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并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员之礼,令他气愤异常。可见当时许多大宙已是“惧外”和“媚外”,而不是排外。但不论是惧外还是媚外,绝不知如何处置洋务。他知道洋务可办,而且有满腔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但他的建议无人理睬,更不能放手去办,反遭同僚大臣反对牵制。他只有徒生感叹,无可奈何。

  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诟骂而动摇。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

  正文 天朝梦醒了(2)

  2010-3-19 9:46:49 本章字数:1407

  向是正确的。“弱国无外交”,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但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郭嵩焘的奔赴呼吁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此后,“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不断受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救国之方,从而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摸索,一步一步地引进西方近代外交观念,走向真正的强国之途。郭嵩焘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郭氏的性格,注定将孤掌难鸣,真实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以及眼光的远大,并不因而失去意义。历史上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仍然具有意义,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

  与郭嵩焘所着《使西纪程》一书被毁禁传的命运不同,陆奥宗光后来写了一本《蹇蹇录》,在日本大行其道。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外交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书稿由日本外务省于1896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着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但“陆奥外交”毕竟是明治时代的精神遗产,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的指导,是完全服务于明治政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的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资深外交官冈崎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唱颂歌:“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的惟一榜样。”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赤裸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曾先后担任五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也特别赞扬陆奥宗光的“伟业”,并强调太平洋战争日本之失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表明要坚定地走“陆奥外交”的老路,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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