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为日本人仅因“追念前功”而对西乡隆盛“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那还是大错特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建筑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实雄厚。
西村茂树是日本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在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西乡“谋反”的前两年，他就发表了着名的《贼说》。西村论述道，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因为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贼”之诬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害一方者才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视“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这对于一直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动一课；而用来解释西乡的举兵造反，则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
正文 “叛乱逆贼”盖过了“农民领袖”（3）
2010-3-19 9:47:07 本章字数:1367
而更能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的一篇文章。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骂之以“国贼”的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尖锐地批评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
福泽洞若观火，高瞻远瞩，针对当时日本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深深佩服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的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是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
西乡隆盛对中国人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早在一百多年前，西乡隆盛的事迹已在中国大地人所熟知了，他给予无数仁人志士果敢无畏、前赴后继的英勇决心。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着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大公报》撰写连载文章《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目睹国家的衰弱，民族的忧患，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他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大声向公众宣传“从容赴死主义”：
我们不应该把死看得那么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时候，更要死得从容些，大方些。假使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血液都在脉管里沸腾起来，人人都有点正义所在赴死不辞的精神，我们的民族立刻便会年轻几千年，我们的祖国自然便不可侮了！
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时，作为维新派主将的谭嗣同毅然选择了以流血唤醒国人的道路，梁启超奉劝谭嗣同逃往日本，谭嗣同告诉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其弦外之音，乃是自己愿作月照杀身成仁，而勉励梁启超能像西乡隆盛一样，最终完成维新事业。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上野公园瞻拜西乡隆盛的铜像，想起谭嗣同对他的期望重托，不禁热泪涌流，力量倍增。不仅是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西乡隆盛有崇敬之心，革命元勋黄兴在1909年途经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时，特地亲自前往祭扫西乡隆盛的坟墓，以示尊敬。
颇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少年时代便对西乡隆盛十分熟悉，1910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五十里外的湘乡县读书时，曾手抄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寄回给父母亲，这首诗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中毛泽东改了其中两个字，“男儿”改为“孩儿”，“死不还”改为“誓不还”。四十多年后，毛泽东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毛泽东沉痛地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有西乡隆盛诗中的影子。
那么，同为黄河东海，同样万里胸怀，到底为何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形象反差如此之大？他们身上是否蕴藏着更深层次的个人因素？
正文 章序
2010-3-19 9:47:08 本章字数:283
千古文豪谁堪怜
--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同途异运
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作为不可逾越的文化丰碑，笼罩了无数神圣的荣耀光环，而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遭际境遇，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他们都是上天派来的智慧使者，是来去匆匆的神祗精灵，悄然路过人类居住的这个遥远星球，在尘世的心灵撒下无数悲欢交集的情感种子，就悄然消失于茫茫星空，无踪无迹，任我们仰望苍穹，无限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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