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的怒潮汹涌澎湃，不但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妓女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可谓表演得淋漓尽致。华盛顿能当君主而绝对不当，袁世凯明知不能当拼了老命也要当；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力出众的前总统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的“初步中兴”，支持他连任的民意率在七成以上，人民甚至愿意修改宪法来扫除“法律障碍”，让他“二世三世”继续当总统。但普京不为所动，他知道这么一来，就会动了民主的“基因”，政治就会如此“遗传”下去，害民主非浅。普京经受住了权力的诱惑，没有在最关键的一刻丢失了自己。2008年3月24日，人口不足百万的不丹王国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产生首个民选政府。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世袭君主制变为议会民主制。而令世人惊叹的是，这个转变的推动者正是不丹的老国王吉辛格·旺楚克本人，多年来他一直执着地致力于推行政治民主化。有意味的是，一百年来，不丹一直实行世袭君主制，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不丹人民并不要求实现民主制度，他们对自己的国王辛格·旺楚克非常依赖和信任。以至于当国王主动放弃权力，宣布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很多民众深感忧虑和震惊，有人甚至掩面而泣。于是国王真诚地劝导民众：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好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人民：“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品味一个小国之君的这句名言，再回首当年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时，我们能不对黄兴肃然起敬吗？
正文 “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悲欢际遇（1）
2010-3-19 9:47:32 本章字数:1055
三 “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悲欢际遇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其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同途何以异归，人们不禁要追问：同样致力于实现民主共和、追求国家统一，为什么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却三月任终？为什么美国能成功建立共和制度，而中国却一再出现专制复辟？难道华盛顿的政治神话，真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失败的结局。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四十一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着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他们承诺：“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亚州行政长官亨利号召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慷慨激昂的演讲：
难道生命如此珍贵？难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于非要用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它们？我不知道别人何去何从，我的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因此，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在革命过程中，“天赋人权”成为每一个北美人争取自由的强大思想动力，《独立宣言》更与革命实际紧密相联，成为指引独立战争走向胜利的耀眼火炬。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充满激情地为革命奔走呼号，托马斯·潘恩在他的宣传论着中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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