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居正死后，神宗朱翊钧对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神宗的言行中折射出对张居正刻骨的仇恨，终万历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申辩。曾经情同父子的君臣为什么会反目为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是神宗在掌握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己的威望，消除张居正的势力和影响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他在张居正的长期严厉的管束下，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反抗和多年积怨的一次大发泄。张居正当国十年，万历小皇帝已从十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了，以他的敏感和早熟，他必定要冲破张居正给他设定的樊篱。张居正虽然鞠躬尽瘁，也只是在替他管理国家。国家是他的，天下是他的，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对张居正的敬畏和依恋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当他长大之后，张居正的影响和管束已经让他深深厌恶。比如，在万历八年（1580）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已埋下祸根。这一年，神宗已经十八岁，因为有一位能干的首辅，他自己倒闲得无聊。他就在乾清宫的小太监孙海、客用诱导下沉迷于游戏玩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打伤了冯保的两个养子，冯保把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皇太后大怒，叫冯保把《汉书?霍光传》拿来，说要按照霍光废昌邑王、另立新君的典故，要把万历小皇帝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做皇帝。神宗吓得伏地痛哭不止。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写了一份罪己诏，规劝皇帝不要沉湎于嬉戏玩乐，应以国家大局为重，慎起居，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为了取得李太后的谅解，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词语很恳切。神宗迫于太后的威严，不得已都表示赞同。但是，因为这件事是冯保向皇太后告发的，而张居正的罪己诏又让小皇帝颜面尽失，从此，在小皇帝的心里，已经种下了对冯保和张居正二人怨恨的种子。
第二，这反映了神宗在偶像破碎之后的愤怒。张居正时刻教育小皇帝尚节俭，慎起居。而当张居正死后，神宗才发现他一直尊敬的老师竟然言行不一。张居正要别人厉行节俭，自己的生活却很奢华，不但京城的张府豪华壮丽，其家乡江陵还有一座同样的府邸。慎起居更谈不到，张居正爱姬美妾成群。神宗觉得，一直以来被自己奉若神明的老师欺骗了他。在神宗朱翊钧身上，也许遗传了太祖的暴戾、成祖的残忍和世宗的刻薄，还有他自己贵为天子的高傲。这一切使他对张居正的痛恨几乎已经到了要将其“剖棺戳尸”的地步。
第三，张居正本人性格存在重大缺陷，他太过自信，甚至专制。曾有人为巴结张居正送他一副金子做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在这副对联中，张居正竟然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他却也心安理得地收下，可见张居正自视甚高。张居正作为一个内阁首辅，应该有海纳百川的风范，戒骄戒躁的操守。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以个人的感情为标准任用官员，支持改革的受到重用，排斥改革的一概摒弃不用。当时数一数二的文学大家王世贞、汪道昆，都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张居正不但不予理睬，言词之中还带有羞辱。张居正开罪了文坛首领，也就是得罪了天下文人，更不要说万历七年（1579）他尽毁天下书院的事了。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中还有谁会支持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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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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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张居正的“夺情”事件也余波阵阵。张居正用权势把朝廷中反对者愤怒的声讨压制下去，但这并不代表反对的声音不存在。反对的声音就像地下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受到的压制越大，爆发得就越猛烈。朝廷中的很多官员都认为张居正的“夺情”是有悖于伦理纲常的，因此，当张居正身后受辱时，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他站出来说话。
第五，神宗的贪财好利更给张居正致命的一击。御史羊可立追论张居正十七年前构陷辽王的事情，辽王的次妃王氏趁机上疏鸣冤，疏中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辽王妃的话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对神宗做出最后的决定起了巨大的作用。明朝皇帝中，神宗是极其嗜利的一个。他在抄冯保家的时候，感受到了个中的滋味。因此，他对张居正的万贯家产更是垂涎三尺。神宗好利，终于把张家推向了家破人亡。
清算张居正，让神宗感觉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他没想到，大明江山却由此每况愈下。有人认为，明代之亡，实始于万历朝。如此一心为主、功炳千秋的张居正尚且还落得如此下场，谁还敢真心做事呢？几十年后，在国家危难之时，曾有人想起过张居正的功勋。那又如何？大明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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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2）韦庆远：《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戚继光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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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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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所撰《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推出，轰动一时，“戚继光——孤独的将领”一篇赫然其中。在重文轻武的明代政权中，任何一个武臣都将注定是孤独的将领。黄仁宇先生说：“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外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武将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监们的钳制，而一旦退休后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对于一个北部边境长期受到蒙古骑兵骚扰的明王朝来说，轻视武将与重视边防恰成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明王朝也出现了一批善于指挥作战的文臣，如于谦、王越、杨一清、王守仁、袁崇焕、孙承宗等，但是，这些文臣毕竟只是个体，不足以支撑整个军事防御体系，重文轻武的政治特点依然成为明代边防的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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