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招：造舆论。这一点，在曹操所有的反盗墓手法中，大概是最突出，也是最成功的，连一些史学家都深信不疑。他生前又是“不封不树”，又是“无藏金玉珍宝”，意思是告诉世人和盗墓贼，请你们不要惦记我老曹的坟墓，里面没有什么随葬品，盗掘是徒劳的。
声东击西，真真假假，人们戏言曹操“狡猾，大大的”，还是有道理的。这样的反盗墓手法不少帝王权贵都用过，如西汉第六代楚王刘注、唐太宗李世民，都玩过这样的鬼把戏。
刘注的封地在江苏徐州一带，他的墓位于郊区的龟山，1981年2月被发现。考古发掘时，在墓道前发现的“第百上石”塞石上，有这样一段用不规则小篆写的文字：“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我虽是一代楚王，但我敢对天起誓，我的墓中没有华贵值钱的衣饰，没有金银珠宝作为陪葬。后世贤大夫们看到此铭后，一定会为我伤悲，也没有必要挖掘我这个空空的墓穴。
第32节：◇ “反盗墓高手”手艺原来很一般？(2)
李世民在长孙皇后下葬以后，亲自撰写碑文：“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李世民这话说得也明明白白——昭陵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你们不要来盗啊。
但是，这样的文字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骗不了盗墓贼的。龟山楚王墓、昭陵先后都让盗墓贼光顾了。
声称薄葬，其实是“哭穷”，这招有时还真有防盗效果。据晋人盛弘之《荆州记》，魏征南将军张詹死后葬在冠军县（县治今河南邓州市境内）东，其碑背刻了一段铭文：“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
大概意思是，我这墓是薄葬，别惦记着，里面没有什么宝物的。不少盗墓贼真的上了他的当，即便在晋末“八王之乱”，民间盗墓风很盛行时，张詹墓也无盗墓贼愿意光顾。到南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当地饥民不管这些了，挖开再说。结果发现墓室内“金银锡铜之器灿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椁，棺前垂竹薄帘，金钉钉之”。
曹操这一反盗墓理念，影响了整个曹魏，甚至代魏建晋的司马家族，也原搬了曹操这套“反盗墓理念”。
曹丕在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十月下诏，选定洛阳东北的首阳山为寿陵，并作《终制》，墓葬要求基本和曹操一样：“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曹丕什么要这样处理自己和家族的葬事？就是考虑到了反盗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奠定晋室基础的宣帝司马懿对曹操的丧葬观颇为推崇。据《晋书?宣帝纪》（卷一）载，司马懿也“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司马懿的后代严格遵守这一祖训，所建陵寝“不坟”、“不树”，也“不谒”，以致于晋帝王集体失踪，在现代考古中很难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比较难断定。
但从新发现的曹操墓来看，曹操的反盗墓手段并没有上面说的好听有趣，也不神秘。墓内没有传说中的伏弩、悬剑、墓毒等反盗墓机关；墓室有三道墓门，四个耳室用石门封堵，但防盗工艺做得很一般，并不见暗门，墓门后自然也不见“自来石”顶门，尽是盗墓贼拆下的乱砖。
甚至，在反盗墓方面，曹操墓连他儿子曹植的墓都不如。位于山东东阿县的曹植墓内还设了机关，在甬道的入口处挖了陷阱，擅入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他的陪葬者。
曹操既然在意被盗墓，但考古发现的墓室内却很简单，这确实让人大跌眼镜。难道传说中的曹操反盗墓和奸诈，也与“七十二疑冢”一样，是历史的谎言？
第33节：◇ 曹操为何没有“阴间身份证”？(1)
◇ 曹操为何没有“阴间身份证”？
虽然在曹操墓中发现250多件文物，但能明确说明墓主身份的物件，实际上一件也没有发现。考古认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最关键东西，是出土了带有“魏武王”铭字的石牌，其实也是“间接证据”。
如果说这是曹操生前的随葬品“清单”，下葬时为什么还要写上“魏王武常所用××”字样？自己用过的东西下葬时标注上文字说明，这在考古中似乎也是第一次发现，曹操又是在玩什么把戏？
根据曹操所处时代丧葬风俗，除了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会随葬外，墓中可能还会有墓志、哀册、印玺等一类可以直接说明墓主身份的东西。这类东西，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墓主的“阴间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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