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尾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地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对后面的战局也有重大影响。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中法新约》，不算成功的成功(4)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新帝国摸了老帝国的屁股(1)
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但绝不因为朝鲜而结束。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极为密切。公元3世纪至7世纪，朝鲜分为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战乱频仍，后来新罗得到唐朝的帮助，在公元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关系较其他国家要更加紧密。
朝鲜由于地理位置和日本接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曾派兵大肆入侵朝鲜，几乎让朝鲜亡国。危急之时，明朝应朝鲜的请求派兵入援，苦战一场，方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取得了“壬辰战争”的胜利。从此，朝鲜便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在明清时期，朝鲜一直是头等的朝贡国，每年都要派三到四次贡使前来进贡，很受天朝重视。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不简单。唐朝时，众多的日本遣唐使前来取经学习，搬回中国的典章制度甚至文字书法，成就了大化革新，至今日本人取名都多用中国汉字，以为典雅高贵。明朝时，倒有日本浪人伙同中国海盗，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之患。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人甚多，日本仿照广州十三行之例，于长崎设立三名商业官员管理华商，长崎也成为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开口通商，但日本不在开放互市的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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