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遗憾的表示，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是如此明显地没有这个表示的。但是，当他处理镇压义和拳问题的时候，他回答我的责难所用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心中同意我所说的话，而且他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85页。）
正如前文所说，在6月6日，慈禧已经打定了招抚义和团的主意，奕劻知道不能直接和慈禧冲突，但又不能不提醒慈禧。于是，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函件，以奏折附件的形式呈给慈禧，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格尔思函中称：“如果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识之不法所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25页。）奕劻呈送的这个函件警告慈禧的目的十分明显，慈禧不会不明白。以载漪取代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个人事变动，反映了奕劻与慈禧关系的变化。此时的奕劻，虽未给予处分，实际上已被搁置到了一边。
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3页。）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注：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连对奕劻向来宠信的慈禧，都威胁要杀他。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中记载：荣禄曾劝阻杀徐用仪等人，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可见当时奕劻已和慈禧拉开了距离。普通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出现了有关奕劻的揭贴，其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7月15日）张贴的“告示”名为“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1页。）就在张贴传单的当天，京师义和团杀死了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说：“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可见，清政府虽多次强调要“统率”、“钤束”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命，在这种气氛下，奕劻看到揭帖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从6月10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门之后，奕劻只得暂时把自己的主张收敛起来。6月16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会上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而奕劻却不发一言。当天散值后，袁昶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招抚拳会”政策之不可行，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载漪听后“甚怒”，而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注：《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当时关于和战剿抚之争时，说奕劻、荣禄、王文韶是“恶匪党而不敢直言”。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奕劻沉默了。6月17日，慈禧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事宜，奕劻又没有表态。6月18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会上，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都以“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之言出来反对，奕劻仍没有表态。当天，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会同奕劻、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关“京师军务”一切事宜。（注：世续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剿团和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剿团和洋”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剿团和洋”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实属罪大恶极”，应“高悬赏格”，“格杀勿论”。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说：“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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