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13岁就和父亲及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并在海洋远航时学习中文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2）
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其本人也将这些信息采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3）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是十年一大变，而天朝还沉湎在“千年不变”的固定思维里，怎么可能不被打个头破血流？虽然笔者认为唐先生说的有点夸张——十九到二十世纪，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的“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三十年一大变、十年一小变”比较符合事实。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经是“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也和林则徐一样，跟不上时代呢！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如今毒品已经泛滥到全球，产品也早已经由鸦片这样的低级产品发展到大麻、毒品、摇头丸等高级形式的产品，“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不知道150年前的那些中外鸦片贩子，还有那些贪污渎职、徇私舞弊的缉私官员，在地狱可安好？
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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