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事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高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不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封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和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被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消遥法外。
第45节：利沃尼亚(4)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进行了梳洗打扮，至少从脸面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时穿。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常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对我是那么地爱和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观察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勒代替乔·斯洛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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