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第61节：利沃尼亚(20)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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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毫不利己。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罪，被告被判的主要罪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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