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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传:漫漫自由路_[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完结】(63)

  与敌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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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拉瑟刚·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布里格迪尔·芒罗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个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首相,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第79节:与敌人对话(2)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布里格迪尔·芒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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