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儿，本本儿……”
富农分子冯明亮、冯明宽被断了口粮，在承受了连绵的训戒与抽打之后，半蹲在自家的土门之后喝那稀可鉴人的菜汤。他们吞咽菜汤的惟一意义，就是为了接受再次批斗。他们挺直的腰杆，顷刻间塌下来了，见到街上行走的革命群众，哪怕是少不更事的孩童，也要弯腰鞠躬，满脸堆着垂涎之色，“我有罪，我交代。”他们的意识里，自己是千真万确的罪人；人家都是贫下中农，而他们却是富农，不是罪人是甚？正如基督徒的原罪意识一样，他们有了自觉的罪人意识。他们不反抗不辩白，他们对事态什么都不懂，对世情亦弄不清明，他们无从辩白。昏昧的灯焰需要拨动，意识形态的教化需要动情；人们不屑于给他们动情的拨动，只热衷于能触动他们的皮肉；皮带的声响就是教化，他们的呻吟便是对教化者的歌颂……他们成了斗争与改造的标本，没有人格，逞论自尊，活着只为活着。
在山里人的印象中，富农分子冯明亮是个老实人。他好赌的父亲输了一辈子，可就是在土改前突然赢了一把赌，赢回来二十亩山间薄地给了他的独子冯明亮。后来，那个输家成了贫农，原来地无一拢的冯明亮却成了富农。所以，知情的山里人并不把冯明亮当剥削分子看，他的富农帽子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后留给他的纪念。他忠厚老实，从不骂人，从不偷摸，也从不打老婆，他有极好的口碑与人缘。翁送元最初批斗他，是依要求而做的例行公事；中期斗得稍狠一些，是因为翁息元的“反水”而郁闷了批斗者的心扉，有一点迁怒的味道，这一点翁送元最最清楚。但仍然把他当乡亲看待，至少还把他当人对待。红卫兵的介入，使他彻底沦陷了，一切不从人性考虑，他与冯明宽就是一种靶子，只能射击，不能姑息。
被断了口粮的冯明亮到山上打野菜。看到背阴地里长了几畦地萝卜，眼前便晃起了老婆蜡黄的面皮和儿子已经开始萎缩的身子骨。他心跳加剧，屏住了气息，拔了几棵下来。那地萝卜长得好大好白啊！
未等他把地萝卜藏到背篓里去，翁上元的声音已传过来：
“冯明亮，你恁老实个人，怎也兴偷呢？”
冯明亮的汗就流得满头满脸了。“完了！”情急之下，冯明亮掰下地萝卜的缨子，放到嘴里饕餮大嚼。翁上元怔了：山地的地萝卜，缨子是不能生吃的，苦、辣、麻。涩、梗，孬味俱全。“冯明亮，活一大把年纪了，连地萝卜怎个吃法都忘了么？”冯明亮涎着脸若颤若哭地说：“没忘哩，您大队长带人种的地萝卜，您说是咋种的，连缨子都好吃得要死哩！”翁上元心里一酸，一个老实的冯明亮真的是给饿坏了。做为大队长的翁上元，倒底是山里人，依然把冯明亮当老实人看。
翁上元就拔了半篓地萝卜，叫冯明亮背回去。
“不敢，不敢，富农分子冯明亮罪该万死！”冯明亮吓得要死。
“叫你背回去就背回去，路上躲着点儿人。”翁上元说。
一听这话，冯明亮明白翁上元并不是变着法子整他，就轱辘一下跪下了，“来世，冯明亮给您当长工。”
翁上元苦笑一声，“快回去吧，下辈子，你要是有那个瘾，就给地主当长工吧。”
望着跌撞而去的冯明亮，“这运动咋搞的，怎连个老实人也给逼得会偷了。”翁上元自忖着。但想到自己的身份，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山里人愚盲，对语录领会得不仅慢，而且常出歧义。工作组觉得有集中学习的必要，便把晚上的活动改在白天，以便在人们精神旺盛、头脑清醒的时候，学出成效。这一决策深得民心：因为白天学习搞运动，也算出工，坐着就可以挣工分，还能看到热闹，人们乐意参加。尤其是那些平常不爱卖力气的男女，更是热衷于白天开会。懒惰是人的天然本性，不知道是哪个哲人说的，但他说的极为有道理，有几个不想活得轻松安逸呢？后岭的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地搞下去，不能不归结于运动的形成迎合了人们的好逸恶劳的本性。
学习，果然收到了成效，一是人们开始对运动有些喜爱，二是揪出来的人愈来愈多。谢亭云、翁息元和富农分子冯明亮、冯明宽是最早揪出来的，之后有讥诮蒙羞的快嘴二婶，最后是脾气暴躁有打人前科的、生活不检点摸女人奶子的，揪出了有好几个。有生活作风问题，不，山里叫有骚事的，不管男女，脖子上都挂上破鞋。长工车水竟也给挂上了破鞋，他的罪行是透过柴草茅厕看女人撒尿。
别看在台下，李水们乐，一到批斗会上，可就再也乐不起来了。人们喊口号的声音杂嘈尖厉，像锯齿划动，锯得耳鼓欲裂。被编排好了的发言的人，千篇一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捅出来的耸人听闻的大词儿，让你失魂落魄。就别遇到讲着讲着真动情了的人，他一动情，就有人喊打倒，挨斗的人便挨一阵拳头脚，自然还有红卫兵后生的皮带。常有晕倒的，或是害怕，或是打的部位比较敏感。倒了的人便被拖出去，如拖一条濒死的狗。
翁息元和谢亭云挨打的次数少一些，即便是挨打，打的人也手下留情，翁息元毕竟是原大队支委，又是现支部书记的弟弟，手下放一码，也是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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