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十年代我都十多岁了，开始发育了，那一年，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和现在已故的相声演员李文华先生说了一个段子，是根据一首著名歌曲改编的段子，名字叫“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很流行，那里面的内容至今我还能记得一部分。
从时间上算，那个相声段子说的再过二十年，应该指的就是现在，因为老师说2000年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那歌里唱道“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心里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多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从年龄上讲，这个拥有光荣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应该指的是姜昆老师那一代人。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光荣属于所有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奉献童年、青春和劳动的每一个淳朴善良的中国人。
101、抗击打能力(图)
地质队的孩子都应该很抗击打的。那个天才导演姜文拍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一个镜头深深地打动了我，那种被打动就好比你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而深受打动一样。那个镜头是父亲狠狠地给了儿子一巴掌，只是父亲的表情很阴郁，作者想表达那个时代的阴郁，而儿子在挨了这个耳光之后并没有觉得如何，还是快乐地接着玩儿去了。
因为挨打是那个时代的家常便饭，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不太记得父母阴郁的表情，因为我的父母只知道干活养活孩子，而没有太多对政治上的需求。我记得我的父亲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入党，但这个事情并没有成为他的心结。他最为心醉是他的钻井技术，以至于在他晚年的时候还有人来找他咨询钻井技术，曾经有个啤酒厂常年地需要地下水，因为钻井一出故障，没人能解决，就得找我父亲。周围很多的钻井出了问题都要找我父亲，我父亲的工作是他能从地下几百米的地方用他自己发明的简陋工具把坏了的钻头给取出来。
父亲曾经想把他毕生总结出来的技术传授给我，我理解这是父亲一生中的最大的乐趣了，我知道父亲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和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起。父亲和我们交流的方式就是打孩子，地质队没有孩子是不挨打的，无论是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工人家庭等等，没有谁家的孩子不挨打。
打孩子和挨打绝对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挨打的方式有很多，我父亲打我的手法很干净利索。他常年穿一双地质工人特有的登山皮鞋，我要是调皮没有分寸了，父亲抬起来就是一脚，踹在我的腚上，效果很好，很有震慑力，我绝对立刻就老实了。不过，这个招数用的不多，一年中只两三回吧。
父亲打我的方法通常是赏我“五根油条”，每次我调皮捣蛋了，学习差了，老师告状了，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就一巴掌打过来，脸上就有了五个手指头印，父亲管这叫“五根油条”。不过父亲这一招对我毫无威慑力，当然我会哭，那是装的，因为根本不疼。
母亲也打我，但手法却不高明，很一般，不像四包子他爹和他妈，打他打得好几排房子都能听到他的号啕声，听得我毛骨悚然。
蔡大头也挨打，他的父母都是老师，打的不多，通常是打一回就让蔡大头老实好一阵子。而我属于老油条级别的，怎么打都没事。就记得有一次母亲把我吊在树上打，而且把我的衣服都扒光了，全裸地挂在门口的樱桃树上。
那一次把我打服了，老实了好一阵子。
最惨烈的要属毛猴他爹打毛猴，那绝对是深刻仇恨，绝对是敌我矛盾，但这样打也没有把地质队对调皮的毛猴打成一个老实孩子。方方他爸他妈也照死里打他，但方方也是不在乎。
打不死就行，再说哪有父母真的就能把孩子给打死的。不过，现在想，那时候的孩子可真是抗打，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没法提，动个手指头就趴下来。
被打的理由很多，考试成绩差，是要挨打的；在学校犯了纪律，是要挨打的；老师让叫家长（其实就是让家长来替老师将可恨的孩子暴打一顿），是要挨打的；打伤了小伙伴让别人的家长来告状，是要挨打的；偷吃了别人家自留地里的蔬果是要挨打的……
总之，挨打的理由不计其数。不过，再打都是有轻重的，不会轻易就给打废了。无论如何父母在打我们的时候，手下都是有分寸的，知道不能打头，怕打傻了，一般就打屁股，打肉多的地方。也不会打到骨头，以免打残废了。还得把他打服了，打明白了，打怕了，还不能打的太重了，以免下次再打就没有威慑力了，打孩子打的恰到好处绝对也是一门技巧。
但有一次，我挨打的时候，失手了，当然不是我爸我妈，而是我大哥。那一次我玩疯了，居然用一个木头手榴弹狠狠地砸了我大哥的脑袋，我大哥一时激愤，抬起一脚将我从这屋给踢到那屋去了。
那一次，差点儿我就歇了，差点就没有这个《赤色童年》了，也没有你的这近十万字的快乐阅读了。好在，过了很久我悠悠地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满脸泪水。
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小四子（我排行老四），你可醒过来了，大家都吓死了。那一次，我得到了童年时我在家里最受重视、宠爱、心疼、尊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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