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圆和黄方闻讯赶过来，黄圆坐在你母亲身旁，俩人手拉着手啜泣在一起，黄方不知所措地立在一旁，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他们是下午一点多钟来的，还押着你爸爸，杀气腾腾的，有好几十人。”你母亲哭着说，“他们进屋就翻箱倒柜，连屋地都刨开了，说咱家里藏着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还有变天账什么的……”
“他们找到什么了吗?”你问。
“他们想找的东西，咱家哪儿有哇?”母亲说，“但他们把钱都拿走了，存折也拿走了，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连棉衣和毛衣都被他们拿走了，说咱们这种人不配穿这些东西。”
“那咱们就不穿，”黄圆安慰着你母亲，“棉衣我们家有。”
“他们打你们了吧?”你问。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哭得更凶了。
“你爸爸被他们带走了，他这一走生死难卜。”母亲说，“今后咱们娘儿俩怎么活呀!家里没有钱，你爸爸的工资也没了，我又没有工作。”
“实在不行……”你迟疑了一下，说，“要不，我去捡破烂儿吧，听说卖废品也能挣些钱。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能养活您。”
“我和你一块干。”黄方说。
那之后，你和黄方就真的开始了收废品，你们每天上午把在夜里捡回来的东西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打包。废品收购站的人说，这样他们就省事了。这些干完后，你还要对你们干活时唯一的运输工具——一辆破旧的竹制幼儿手推车进行检修，这车也是你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这车每天都得上油，为了不至于推起来声音太响，你还将车上的轱辘都垫上了胶皮。
你们总在每天午夜时分出发，先是到附近几条胡同的垃圾站，后来逐渐扩大了范围，捡拾的物品也几乎无所不包，然后送到位于后门桥附近的那家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月下来，你们竟然积攒了三十多块钱。说是捡垃圾，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垃圾站里的许多东西，你和黄方见都没有见过。硬木家具、收音机、留声机、书籍、灯具、衣服，甚至还有手表和皮大衣。一只金光闪闪的、被塑成裸体女人形象的台灯，你们竟卖了十二块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于哪个地方常有好货，你们已经基本掌握，对这些地方你们翻找得特别仔细，时常有欣喜和收获。夜色中，你们像野猫一样，轻快熟稔地穿梭于各条胡同之间，即便是瓢泼大雨的夜里，你们俩也照干不误。经验告诉你们，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有钱人家才会将那些让红卫兵发现后，能要了他们命的好东西扔到垃圾站里。干活儿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说话，只是把各自认为是好的东西，不停地往车里扔。当你们直起腰的时候，就表示这里已经干完，该奔赴下一站了。
你总是对垃圾堆里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每当你发现了书籍之后，便就着昏暗的路灯，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遇有你喜欢的书，你总是收藏起来，而舍不得卖掉。不长的时间里，你家已被红卫兵抄空的书架上，又摆满了书籍。在这些书籍中，有一本外国画报的封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封面上的照片逼真艳丽、层次清晰。照片上，一个与你年龄相仿，长着一头金发、蓝眼睛的外国男孩，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坐在一把白色的木椅上。他的脚下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地，不远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森林；他的身后是一座白色的、有着尖尖屋顶的、只有在童话书中才能见到的那种木房子；他的左侧有一张白色的圆桌，桌上摆着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和一大堆花花绿绿、你见都没见过的食品，几只蜜蜂围绕在那里；在他右侧的草坪上，停放着一架蓝白相间的小型飞机。那个男孩双手抱在胸前，眯着眼向远处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沉默的钟楼 5(2)
对着这幅照片，你怔怔地望了许久。心想，他还在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像一个王子那样，真实地生活在别人的梦幻世界里了吗?你还想，他们那里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那里的人们知道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吗?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北京孩子是怎样养家糊口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你心中一个个涌起，搞得你越想越糊涂。
在那段日子里，你把夜里出去捡废品当成了每天最重要的营生，你和母亲的生活全靠卖废品来维持。生活逼迫着你懂得了一点生活。你发现，如火如荼的革命行动、满街满巷的毛主席语录和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并没有使一家商店的售货员白送给顾客哪怕是最廉价的一件商品，每一件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用钱才能买来。市场、商品、货币，依然以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生活的艰辛使你懂得了节俭，你甚至在买东西时，常常算计着它需要卖几公斤废纸才能换来。
大概是人们把该扔的东西都扔完了，垃圾站变得不再是聚宝盆了，真正的垃圾一堆，能捡去再卖的东西少得可怜。就在这时，你们发现了满街满巷满院子的大字报。小试了一次之后，效果不错，废品收购站的阿姨居然问都没问地照收不误，而且价格不低，这使你们欣喜异常。从此，街上、校园、机关、工厂里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成了你们看来似乎永远兴盛的废纸供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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