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扶拖拉机在山路上颠簸着，这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此刻，它正由大顺哥亲自驾驶着。车斗里，你和臭小子一左一右守护在黄方身旁，黄方躺在车斗中间，脸烧得通红，额头上敷着一块脏兮兮的湿毛巾。看着黄方难受的样子，臭小子索性将他抱了起来，让他一路躺在自己的怀里，并不停地用军用水壶给黄方喂水。你们分手前，大顺哥对你说，“你就踏踏实实地照顾黄方吧，让他也踏踏实实地养着，村里的事不用担心，有我们呢。”听完这话，你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你几年来第一次受到不是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诚心诚意的关爱。这关爱如甘露一般滋润着你近乎干涸的心田，融化着你冰冷看世界的目光。你想起了叉子和他的那帮热情仗义的哥们儿，他们也是那样地可亲，你似乎命中注定地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和睦融洽。
沉默的钟楼 16(1)
回到北京以后，黄方的伤很快便好了起来，只是在额头上留下了一条伤痕。那伤痕在他额头一侧向上斜扬着，黄圆说，这伤痕放在黄方的小脸上还显得挺英俊的。
深更半夜出去捡垃圾的活儿，你们一直在坚持着。除去十天半月的给叉子的母亲送去一点儿生活费之外，你们还积攒下了二百多块钱。叉子已经不在黄圆家住了，也很少再来这里。黄圆自打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每天不是在家里睡觉，便是一个人出去，有时很晚才回来，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
一天下午，你和黄方从收购站卖完废品出来，一眼便看到了站在后门桥上的叉子。他们一共有十几个人，每人都背着一双冰鞋，像是要去滑冰的样子。
叉子同时也看到了你们，他打着招呼向这边跑了过来，热情地拍着你的肩膀。“又卖废品来了吧?还总麻烦你给我妈送钱，她总夸你们好，说你们跟我不一样，是好孩子……黄方怎么啦?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怎么小脸上多了个疤?”
你们随着叉子一行人来到什刹海冰场。冰场上人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都爱到这里凑热闹，但随着叉子一行人的到来，冰场上骤然冷清了下来。
“都怕你，”你对叉子说，“这么一会儿，人都快走完了。”
“我可没欺负过人，”叉子辩解道，“除了那些牛×哄哄的，我谁都不招惹。”
你尽量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向叉子讲述了你们学农时的遭遇和黄方脸上那道伤疤的由来，还是被他听出了其中的沉重。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心太重。”叉子说，“出身算个屁呀，为了这，你就那么怕‘耗子’，看我哪天残了丫的!我早就想明白了，出身就是他妈投娘胎，就是命。你投身到你们家，就是黑五类、狗崽子，刘震亚、黑大头他们投生到他们家，就是红五类、高干子弟，我投生到我们家，就是穷人，就是贫下中农，解放以前穷，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么穷，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要靠你们俩捡破烂儿救济。我的这帮哥儿们最近时常念叨王老师，我也是总想起他，有好几次还梦见过他，自从你上次把我从刘震亚手里救出来，又住进了黄圆家后，他说过的一些话总在我的脑子里转悠。不瞒你说，自从认识了你们，尤其是在住进了黄圆家后，我曾留过心眼，发现你们跟别的孩子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非要区别出什么地方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比别的孩子更胆小怕事、更懂事。”
叉子对你说的这些话，还有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情，你到今天还都记得。叉子当时似乎是朦朦胧胧懂得了一点什么，甚至还将你、刘震亚和自己进行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出身就是他妈投娘胎。
今天看来，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在更大范围内横向比较，中国自奴隶社会始，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将出身、成份、阶级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则以革命的名义，把这一最反动的统治手段变本加厉、花样翻新到了极致，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什么红五类、黑五类，这些其实都是当时的统治阶层人为的、用专政和舆论机器制造出来的概念。在这里，红五类是个常数，黑五类却是在不断地变化着，随着政治斗争和革命的需要，它的范围随时都在扩大着。最早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上了军、警、宪、特、资，文革时，又把走资派、保皇派、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旧知识分子、黑劳模、有海外关系的人、解放前的党团人员，等等一大堆人都包括了进去。在这里面他们创造了最有弹性、最有包容性的一顶帽子就是坏分子，几乎所有政府看不上的、与主流思想和行为规范有差异的人，都可以往坏分子这个筐里装，什么失业人员、盲流、不服管压的农民、流氓、好事者、小业主、性异好者和所谓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胆敢与领导和组织对抗的人等等。凡是在社会管理上稍有难度的对象，都可以通过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而使其变得俯首帖耳、易于管理。
“叉子，你变了，”你望着叉子清瘦的面孔，听着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仿佛显得与他生疏了许多，“这些话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要不非让人打你个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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