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的父亲叫黄宗远，五十多岁，面色红润，身体强壮。他和妻子都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进进出出的，显得挺忙活。在你看来，黄宗远的忙活主要集中在厨房里，他似乎一刻不停地在做饭，除了给家人做之外，还要给他养着的七、八十只鸡做。那些鸡源源不断地供给他家鸡蛋，帮助他家度过饥荒和保持营养。每天他遛早的时候，都要在所经过的几个菜店里，捡回一大口袋人家扔弃的各种各样的菜叶，然后再到垃圾站拾回一些剩骨头，回到家后将剩骨头在火上焙干，砸成粉末，再搅上菜叶和些许剩饭，就成了一顿富有营养的鸡食。
因为在天津和上海的买卖，解放后，黄宗远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从此，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数次求职碰壁，再加上街道居委会的大妈们把变着法儿地折腾他，当作一件至高无上又极有乐趣的政治任务来看待，所以使他变得没有了脾气，无论遇见谁都点头哈腰，笑容满面。但他毕竟是生意人，面对毫无经济来源坐吃山空的威胁，他不顾社会环境的险恶和沦为社会底层后的敏感和多虑，铤而走险地将院内除自己住的几间房子之外的二十余间房子全都租出去了。每月一百多元的房租收入，刚好够他们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
关于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从哪天开始的，社会上有诸多说法。较为通行的一种说法是，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那天起，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就算正式开始了。但你认为，具体到个人来说，应该从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兴奋、激动、惶恐、污辱和威胁那天算起。你就是这样。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66年6月20日。那一天也是你从此中断了正规文化学习的日子。也许是因为那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许是因为那一天正是你走向成熟的日子，你对那天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
那天早晨，当你刚走进校门，便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谁都觉得要发生点儿什么，谁都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同学们在校园里嘻笑打闹着，在慌乱中等待着。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一直没有露面的老师们，才陆陆续续地从学校那间最大的预备室里走出来，个个表情严肃，神态黯然。
十点钟之前那段无人管的时间，你参加了一场由于有外校学生加入而变得异常激烈的足球赛。那些外校的学生是早于你们“停课闹革命”的，因为暂时还不知道革命应该是怎么个闹法，所以就四处游荡，寻找乐趣。那场比赛你司职先锋，不但灌进了对方球门两个球，而且还满场飞似的进行防守，一个小时下来把你累得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上课铃声响起，你坐在教室里，感到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似的。
情况有点异样?你看到音乐老师此刻正站在讲台上。通常情况下，音乐课总是被安排到第四节课或下午才上。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总是面带笑容的年轻女教师，是这个学校里你最喜欢的教师，她那高耸的乳峰和白皙的双手，常令包括你在内的好多男同学想入非非。
教室里回响起悠扬的风琴声。让人喜欢的教师在教着让人喜欢的课程。阵阵倦意袭来，你昏昏欲睡。你又想起了那个初春的黄昏。天下着雨，全年的第一场春雨。放学后回家的路上，你与喜欢的女教师不期而遇。
沉默的钟楼 3(2)
“快过来。”她招呼着在雨中顶着书包小跑着的你。你飞快地钻到她的花伞下。
“这样会生病的，我送你回家吧。”她边说边将你揽进怀里。你感到，你的头刚好顶靠在她那丰满、柔软的胸前。过度的紧张使你感到晕眩，你分辨不出到底谁在颤抖。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你看到，她的脸上满是雨水，吃力地撑着被风刮得上下翻动的雨伞。终于，你们躲进路旁一所院落的门洞里。
门洞里黑黢黢的。她没有松开搂着你的手，你们仍旧依偎着靠在墙上。风声、雨声，和双方那愈加急速的心跳声，使你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和慌乱。她的手轻缓地抚摸着你的后背，慢慢地将你转过身来，开始抚摸你的脸，她的手是那样轻柔，并慢慢地向你的身下滑去。那一刻，你觉得时间停止了，梦幻般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蔚兰色大海边的沙滩上，你躺在那里，任由恬静轻柔的海浪拍打着你。那海浪舒缓而又温柔，有节律地、来来去去地拍打着你，令你感到舒畅无比。俄顷，海浪愈来愈急，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力，呐喊着，奔腾着，欢乐地溅起一束又一束令人晕旋的浪花。你已经预感到一个甜蜜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你尽力推迟着那一时刻。终于，在最后的那一波浪潮到来的时候，你被完全淹没在一片温暖舒适的海水里，随之体内一股像是积蓄了许久的热流喷涌而出，预感中的那一甜蜜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并迅速地在你体内流漾开来。
下课的铃声惊醒了你，你揉着惺松的睡眼，感到下身湿乎乎一片。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你望着前面那棕色的讲台，心里想着那位伴你初游春梦的女教师，痴愣了许久。
再一次上课铃声响起后，“耗子”铁青着脸走了进来，神情严肃地站在讲台中央。她又黑又瘦，下巴很短，小眼睛里射出的从来都是严厉的目光。你曾试着也用这种目光回视她，效果是明显的，你能感觉出，她比以前更恨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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