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道明《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一书中列举清乾隆年间芜湖大米时价表指出，乾隆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间，以一百斤计时价，籼米，最低时104两，一般在140以上至2.00两以下起伏。
现以150两抵值当时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价格150元/斤计算，则150两银子抵值150元人民币，即一两银子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100元。
那么，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也就相当于今日的2000亿人民币，折合为2349亿美元。
另据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2004年3月30日刊载的《古代一两银子等于现在多少钱?》（作者署名晓林）一文来看，该文的结论为“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按此，则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当相当于今日的4000亿人民币了，折合为4878亿美元。
作为与当代富豪进行比较的参照，据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在刚刚出炉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尔·盖茨再次以4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问鼎榜首。
我无意得出上述由“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推算出的沈万三的财产竟超过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结论。
显然，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的人都无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谬的结论。
比尔·盖茨的资产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其283亿美元的捐款，调整之后，盖茨的总资产可以达到763亿美元。这一数字，独步全球。而中国古代沈万三的财产，《梅圃馀谈》所说的“二十万万”毕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况且，即使是“二十万万”两银子，在与当代货币的换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结果。而上述折合为4878亿美元的数字，也只不过是其中换算数量最多的一种。其正确性如何，本就存在着疑问。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以货殖起家的沈万三，尽管也成了个占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义的生产积累，只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聚敛起“二十万万”这一庞大数字的家产的。结论只能是，货殖——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实践。而在这实践中，无疑，他已逐步地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以及管理技术等。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4)
即使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从事海上贸易的资本或可支配的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时，用于交易的商品，从生产、收购、保管、运输、集散到金融结算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沈万三在14世纪以货殖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人才及管理技术。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我们的整个世俗社会乃至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商业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终都采取了不见容的态度——无不斥之为重利薄情，无商不奸。
看着踽踽走在云南道上的沈万三的背影，或许人们至今都会解气。这个讨了十三个老婆、拥有20多亿两银子的家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没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经济界人士的命运毕竟折射着当时政治、经济决策的光环。
当我们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并对之作一番历史和文化的透析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人格上或许并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财神爷经历了从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剧变。正是在这种剧变背后，存在着的令我们怦然心跳的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属于他沈万三个人，而更多的是属于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一点。
（六）
沈万三的角色剧变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嬗变的象征而已。
其实，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万三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挑头的。朱元璋对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当他从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手里攻下苏州城不久，他就把苏州的大批富户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凤阳）。那句“命徙苏州富民实（填实）濠州”的话语，至今还冷冰冰地躺在记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实录》里。
他要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苏州一郡的富民，无疑还夹杂着吴地富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政治因素。作为报复，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当初协助张士诚守城的吴人，一是大规模地下放，二是课以重赋。《中国史稿》第六册记载的苏州田赋变迁情况的数据表明：宋时苏州征粮三十万石，元时八十万石，张士诚据守吴时，增至一百万石，而朱元璋为惩罚吴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石。以上情况宏观地反映朱元璋对苏州一郡人所怀的情感。而微观的情况，则是以沈万三为典型例证了。对于曾为张士诚刻纪功碑、为张士诚输钱输粮的沈万三，清代乾隆年间的吴郡诸生顾公燮在他的《丹午笔记》（又名《消夏闲记》）中说：“太祖取沈万三租薄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对苏州富民的整治夹杂有政治的因素，而据《明太祖实录》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为父母大规模营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万到凤阳屯种。
当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时，已不单单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让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时曾吃过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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