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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