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天好得出奇，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风如清水一样的凉爽而清新。这是北大荒的风，我知道，离开了这里，回到了北京，会有许多东西扑面而来，但不会再有这样的风了。许多乡亲们早早的就来了。杨老师也来了，他老了许多，走路已经大不如1982年我见到他的样子了。算一算，杨老师也是快80岁的人了，他一个劲地说他不知道我们来，才刚刚知道的。想起那年春节过后大年初二在动物园门口的约会，简直恍然如梦，仿佛天宝往事一样的遥远。但是，看到杨老师，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许多的不愉快，让最后杨老师的出现给稀释了许多。像是一场演出最后的压轴戏一样，杨老师的出场，让我提气，让我坚信此次重返北大荒没有白来，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北大荒最柔软最脆弱却也是最富有韧性的那一部分。像是电影里最后响起的主题曲，让分别的高潮有了动人的旋律。
赵温也来了，还是那样，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等着我们，什么话也不说。此时，房间里，大厅里，宾馆的外面，站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分别的气氛，虽然有些悲伤，但那种浓浓的情意，却还是冲淡了昨晚板结的气氛。阳光分外的好，暖洋洋的，带有北大荒的气息和温度，微风能把远处田野里成熟的麦香一阵阵吹来。重返北大荒短短的日子，像打包在一起似的，浓缩在这分别的时刻，温暖，难忘，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新一轮的记忆里了。就像煤层一样，一层层重叠着，新的记忆压迫着老的记忆、沉淀着老的记忆，会让一些记忆成为了化石，也会使得一些记忆变形，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我们自己还在顽固地以为是经久不变的，小心翼翼地揣在自己的怀里。在岁月的嬗变中，煤层的坍塌或自燃等多种因素，也会使得有些记忆被无情的流失和遗忘，再也无法找到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和依赖记忆，就像我们不必过分地相信老照片和回忆录一样，失真可能会多于保鲜。有时候的记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幻觉，是一种自我的想像，或是主观的一种排列组合，离着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很遥远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背景，同样一个人一个物或一件事，记忆的方式角度和内容都会大相径庭。虽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里曾经断定：“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它们适应的位置，这时，我们才能够记忆。”但是，此次重返北大荒之行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哈布瓦赫说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框架”，要不就是指的另一回事，要不就是不存在的，而他所说的：“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过去本身保存在个体里面，似乎有多少个体，就能从在这些记忆中采集到多少个迥然不同的样品。”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抛弃哈布瓦赫所说的“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再是观念，而是事实，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我们的回忆，只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回忆，其实是那样的不同。
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我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从来都是我一个人的北大荒、大兴岛、2队、3队、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面对着这么多送行的老人，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次重返北大荒，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收获？我再一次地回答自己：是值得的，你应该来，你没有白来。你得到的够多了，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你来这里，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什么，而是应该审视和反思，你已经到了该重新审视北大荒和自己的时候了，这样的时候，命运留给你的机会不会太多，甚至不会再有了。重返北大荒，也快成为了一种新的旅游项目，被聪明的商人正在悄悄地开发，夕阳红豪华旅游团、知青专列，正在酝酿，甚至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也许如老年模特队或街头秧歌舞一样，会成为一种时髦。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让回忆和怀旧联手，为我们的今天蒙上一层雾帐，为我们的心境涂上一层防水漆，温柔地欺骗着我们自己；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为我们点燃起一堆枯枝，从中蹿出我们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自己的最后的岁月。
大家都上车了，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还在说话，还在挥手，还在流泪。那情景，让我想起那天在2队的分别。也让我涌起一种这样的感觉：相逢不如长相忆，一度相逢一度愁。
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
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
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
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去富锦的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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