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被抢白了一句，就不再开口了。她站在门口一会，就对陈瑞平说：“我走了，晚上不要忘记。”
瑞平有点尴尬地将小妹送到了小弄堂口。
虽然霉干菜烧肉香气扑鼻，但是妈妈毕竟吃得很少。瑞平虽然依然在“后自然灾害”的饥饿之中，很馋肉，因为和妈妈生分了，妈妈没有多吃，他也没有多吃。只是将籼米饭添了一大碗。
晚上，妈妈很早就睡了。瑞平出门的时候，只有六点多，他很惊讶，妈妈往常不是这样早就睡的。但是这个年代他已经对自己的妈妈失去了好奇。
街道上有很多的人，少见的喧闹。全是戴有柳条帽的工总司队员。柳条帽本来是建筑工人的特别装备，当时是时装之一。他们很多人手中有长矛，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子弹”，这就是那种外形很像上海水果店里切成一段一段甘蔗的“洋元”。“洋元”是用碳钢做的。很有想象力的人用手指粗的钢筋弯成弹弓，系上工业橡筋，小孩的游戏就变成了真的武器，“洋元”射到人的头上鲜血飞溅，颅脑骨折。长矛拖在地上，琅琅响着，这使淮海路有一种肃杀之气。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来了，这些工人就全上了车。车开向杨树浦的方向。瑞平这就想起来了，这些工人全是要去上海柴油机厂的。很可能就是在今天，将有一场“踏平联司”的武斗。厂里七千个工人就分成了两派，而且彼此坚定不移。他们从口号战和大字报战，水到渠成演化成武斗。他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最后上海工人变成了两派，其中有一派就是支持联司的。
不可容忍。工总司于是就要最后击败“联司”。
“联司”有一千多人坚守在上海柴油机厂，今晚，工总司中二十四万青年工人就是要到那里进行一场血战。二十四个人对一人！
淮海路上的标语这样写：
“坚决消灭联司匪徒！”
“认清联司反动本质！”
“谁反对上海市革会就打倒谁！”
那么，我们也是到那里去的吗？
不是，红卫兵不是到柴油机厂去的。他们要到街道去。红卫兵是排了整齐的队伍从学校到街道去的，到一个居委会，就走了一小队人。上街沿上有很多人在看红卫兵。有一些小孩很羡慕，他们是小学生，只能带上红小兵的袖章，于是他们就跟在队伍的后面挺着肚子踏步。也有一些中学生一样年纪的人在一旁看着，他们没有袖章。瑞平就想，以前自己也曾经这样看过别人，他现在获得了一点信任的自豪，当然也付出了千辛万苦。
生逢1966 13(4)
后面就分组。瑞平和小妹一组。他们到了嵩山街道某里委，某居民小组。任务是要到一个反革命份子的家庭中去检查。他没有料到，带队的竟然是唐师傅本人。唐师傅穿着白色的老头汗衫，袖子上是一个工总司的袖章，斜背着一个红色的小包，里面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和小妹瑞平，是徒步走到居委会去的。唐师傅很健谈，穿行在狭隘的街道弄堂之中，唐师傅不断在对瑞平说话，只是有时问一声小妹：“你说对不对？”
不过这样心平气和的谈话竟然会出现令人窒息的一刻，瑞平突然听到唐师傅说：“陈瑞平、蔡小妹，你们都是篮球队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穆亦可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名字好像是很遥远的，“小木克”是每天在称呼的名字，穆亦可才是政治姓名。“这个人很深啊！”唐师傅很感叹。“黄于强临死之前曾经给革委会一封信，就说到穆亦可。”
在那个时代，“深”有很多解释，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解释。唐师傅没有再说这一封信是怎么一回事。在小妹和瑞平猜想不已的时候，居委会到了。唐师傅就伸出手去，和居委会的主任握手了。
妈妈没有睡着，她的上腹疼痛不已。像是有什么堵住了胃，胃像是一块石头一样，硬得没有感觉。她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她的两条腿绵软无力，经常连举手的力气也没有。她怀疑自己得了肝炎，自从1959年中东的蜜枣进入上海，上海生肝炎的人就多了起来。以后冬春之交年年流传。她非常害怕得肝炎，生病总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肝病。她已经在政治上被嫌弃，不愿再给别人一个嫌弃的理由。她在家里烧霉菜肉，她是想试验自己是否得了肝炎，她听说肝炎病人是见到油肉反胃的。她的胃口不好，但是并没有到呕吐的地步，她将肉吃了下去。于是她安慰自己，这是神经过敏，她没有什么疾病。不过她已经很小心地将碗筷和瑞平分开，她担心瑞平染上肝炎。
白天她听到瑞平说黄老师的骨灰在殡仪馆里，连收尸的人也没有，便有一些隐隐的心痛。因为黄老师对瑞平有恩。陈瑞平没有开学就开始成为集训队员中的一个。瑞平今天的球打得这样好，全是黄教练的功劳。妈妈想过，如果瑞平没有揭发黄老师，那么她可放心一点，如果她能熬过去，那么她会让瑞平到殡仪馆将黄老师的骨灰收起来。
肝部再一次疼痛。接下来，她听到了楼下一阵敲门的声音。声音渐渐响起来了。最后是居委会的谢大姐在后门喊：“90号开门！90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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