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夜都把眼睛睁着。爸爸躺下后鼾声大作，直到天亮大约五点的时候才起来，在一个痰盂罐中很响亮地小便。
这时候，一声有腔有调的喊叫，声震弄堂。
靠近淮海中路的前面三排弄堂里，全部有抽水马桶。后面数条小弄堂，就简陋得多了，家庭主妇要赶早起来倒马桶的。陈瑞平的爸爸刚刚住到这条弄堂时，第一个早晨就被暴风雨一样的声音吵醒了。于是这个乡下进城的小知识份子就有诗赞曰：
“城市无鸡鸣，
有车当弄候，
车夫一声唤，
户户帚声和。”
其中“帚声”是用毛竹批开做成的洗刷马桶的工具发出的声音，上海人领教毛蚶的厉害，整个城市传染肝炎陷入恐慌是在后来。当时带血的毛蚶是上海人桌上不要命的海鲜，消耗量很大。其明证就是当年的职业洗刷妇女无一例外在马桶里面装入很多坚硬发脆的毛蚶残骸，这样在洗刷木制马桶时声音铿锵。马桶是一个质量良好的音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敲击或者摩擦，音阶音域各各不同，况且每个马桶中的水还有清浊深浅，毛蚶壳也多少有别，马桶木版质地有高下，马桶箍得有松紧，所以完全可以说每个马桶全都有个性。更加上洗刷马桶的女子也有个性，在倒马桶的男声领唱之下，东西三排支弄堂总共七八十只马桶一时齐鸣，气势如贝多芬交响曲一样雄伟。
这样的轰鸣，预示一天已经开始，爸爸妈妈将以新的身份走出家门。
“老六，我想和你说说话。”
“好的。”两个人就并排躺在席子上，抬头看着天花板。
“我思来想去，我们其实没有错，就我们的思想，做什么都是前进的。当初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上了延安。我们已经想到了，已经走了一半了。如果坚持上了延安，也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年轻的时候真是有很多的选择。我们看了家春秋，就决定要到外面去。你还记得没有？车站上落下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很多逃难的大学生？我们逃到了上海的租界，看到了《西北的红星》，就想到延安去。那时你和我谁也没有犹豫，就在太仓偷偷乘船过了长江，走一段，坐车一段，好不容易到了徐州。”
“我知道是我不好。在徐州，我发现我肚子里有了小人，那一天我吐了一地，你就说再等等，后来等了四天，四天中一直在吐。就有一点犹豫。徐州不远正在打仗，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出去。不是，是你已经害怕了。你害怕国民党，又害怕日本人。正好在这个时候，老七来找我们了。也亏得他机灵，兵荒马乱，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徐州呢？”
生逢1966 3(2)
“我们回转到了上海租界，你就坚决不肯到萧山去。宁肯住在亭子间，也不愿意再上火车站。后来是树衡哥哥收留了我们，把他的那家小小的只有六七个工人的徽章厂给我们做。”
“那也是因为我流产了，医生说不能再动了。老七就一个人回家去了。那时娘逃难已经逃到金华去了。”
“我们没有日夜地做，我还记得，那些日子真是苦，白天到外面跑生意，晚上在桌子前画样子，自己还要踏冲床。”
“一个月之后，树衡哥哥看到我们的小厂非但没有关门，还有了一点业务，就把工厂盘给了我们。我们没有钱，他就叫你先欠着，一年两季回萧山替他收租米。我们做了三年，才还清了钱。光复那年，重庆来的接收大员将所有的敌产全部没收，那些固定资产都要敲铜牌，我们借了钱再买冲床，做起了标牌生意。工厂变得大了，有了三十个工人，后来五十个工人。因为要贪污，敌产就一直清点不完，一面贪污，一面清点，标牌就一直在做。学校恢复上课，你的手里一直有徽章的订单。”妈妈眼睛又红了。“我们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资本家的。”
“是的，我们住进大同坊，先是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时是想要住好一点，房东要我五根大黄鱼。我没有。”
“现在我们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没有倒是好了，大不了做一个工人。现在我们多了一顶帽子，资本家前面加上了‘反动’两字。”
“资本家就全部是反动的？这话怎么说？当年捐献飞机大炮，我们拿出了五根大黄鱼，那家百货店的仇老板只有拿出一根，还说资金周转不过来。他当年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美国读书。共产党和美国人在打仗，他让儿子到美国去，他才是反动资本家呢。”
“谁知道我们曾经想到延安去？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一个反动资本家会想到到延安去？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夏副区长会不会相信？”
“他倒是没有说过。现在也不是表白的时候。”爸爸其实在想，夏副区长其实是相信他的。当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将一个五十人的工厂交给了共产党，共产党还给了他一个一百人工厂的副厂长职位。他们有十年的交情。
爸爸就起来，坐在桌子的边上。在写字台的边上找到了一块碎砚台，他磨墨，在一片白布上面写：
陈宝栋－反动资本家
他看了一眼妈妈，说：“其实我一直在等待监督劳动的一天，和人家资本家一样监督劳动我就放心了。昨天我们家被抄了，工厂里也就会真正把我当成是牛鬼蛇神。以前他们一直没有抄家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区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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