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特里普的罪(6)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
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骚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骚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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