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存在性不安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共同的是：一切。
——弗兰茨·卡夫卡
布拉格，上千年来欧洲中部的商路要津，自中世纪崛起的中欧古城，神圣罗马帝国旧日的帝都，欧洲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源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及奥－匈帝国波希米亚行省的首府，中欧犹太人主要的聚集地，卡夫卡"带爪子的小母亲"……
我们追溯卡夫卡的家世和童年。布拉格旧城区。那些"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我们跟卡夫卡一道，身不由己，战战兢兢，在中世纪迷宫般的"城堡"穿行……
然而，我们不是普通的旅游者，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卡夫卡童年的追溯。追溯他的童年，更多是为了理解他的人格。歌德说：人格这样东西，我们想扔也扔不掉。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人格的种子就神秘地植入了我们的命运，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核，随着我们呱呱坠地，跟我们一道按照命运的安排发生和发展起来。大概正因为如此，对人格的理解才那么困难，遑论理解卡夫卡的人格。
卡夫卡的人格近乎神秘的谜，这一看法几乎已为人们所公认。无数的资料和研究形成所谓"卡夫卡学"，试图理解那谜一样的"卡夫卡问题"。
第一节 "人学综合"与"卡夫卡问题"
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指出了童年期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心理学告诉不幸的人们："三岁已经迟了！"对狼孩及福利院孤儿等大量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三岁以前的心理剥夺和创伤，将导致终生难以恢复的心理障碍。相反，"一至五岁期间的教育会导致惊人的后果。"
现代心理学诸多流派和学说，纷纷把注意力向着越来越早的童年期推进。人格分层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先发展起来的心理机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深部和内层，而那些高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则位于外层。内层不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受意志控制；外层却相反。场理论将人的心理发展看作人格和环境的函数；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环境就越表现为压倒性的决定因素。生理早产说把人出生后的一年称为"子宫外的胎儿期"，因为，人出生一年以后，才能达到一般动物出生时的能力水平。这就似乎表明，人的出生期比生物学的自然产期提前了一年！粗略而合理的解释是：人需要尽早认识自己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
人被过早地暴露于各种可能的危险之中。人作为万物精华，既得到大自然的宠爱，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承受相应的独特命运。关于儿童早期经验对于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发生认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纲领。在批判传统认识论的过程中，发生认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路线：传统认识论局限于"认识是什么"的问题，而未能触及"认识如何发生、变化、发展、建构"的问题。传统认识论局限于高级认识水平，看不到认识本身的发生和建构过程，更不可能了解：认识的发生和建构只有通过主、客双方——亦即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进行。例如，同样是婴儿，在不同环境中会发育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人类中会发育成正常的人，而在狼群中则会发育成完全无法与人相提并论的狼孩。但是反过来，狼孩毕竟不是狼，人在狼群中不可能真正变成狼；同样，狼在人群中也不可能变成人。发生认识论受到大量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有力支持，尤其受到量子理论、"文化－基因协同进化论"等前沿学科的有力支持。
对发生认识论真正有力的支持，来自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本身的进展。关于发生认识论对儿童期极早阶段的运用，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曾作过杰出的表述。在我们每个人出生后的头一年，存在着一个所谓"原始存在"。这一"原始存在"并非确定的某物，而是母－婴关系从无到有的逻辑结果，是母亲和婴儿相互适应对方需要的产物。母亲具有某种个人特质，婴儿也具有遗传而来的某种特质。这两种特质的相互适应是婴儿生存的前提，它在婴儿身上造就了"原始存在"——"一个居于所有其他心智发展之前的零点"，"一个不变量，它的变异将会向各发育序列赋予一个不变的内部形式和核心"。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9页。从这一表述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惊人的推论：一岁（而不是三岁或五岁）已经迟了！换句话说，一位健全的"发生学的母亲"，或者说一种健全的"发生学的母爱"，对人的人格及命运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此处谈到精神分析对发生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偶然。本来，精神分析与发生认识论并无直接联系。然而，精神分析似乎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发生认识论原则，去理解人的人格及命运。在精神分析内部繁多的学派之间，无论是传统的弗洛伊德学派，还是持有文化相对论的新弗洛伊德学派，无论是阿德勒、弗洛姆、霍妮，还是莱恩、罗洛·梅，还是哈特曼、艾里克森，都无一例外对儿童期予以高度的重视。关于儿童早期经验与人格发展及人之命运的关系，整个广义的弗洛伊德学派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让我们有可能相对准确地认识卡夫卡童年经验中的丰富内涵，把握他的人格，理解他的命运。不知是否由于历史的巧合，两位与卡夫卡同时代、同国家、同属犹太人的精神分析大师为我们理解卡夫卡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位大师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弗洛伊德筚路蓝缕，阿德勒则以巨大的勇气和真诚发动了对他的叛逆，使精神分析运动开始向人之存在、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处突进，然而历史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相互支持，而且最终是殊途同归。在这场精神分析向"生活世界"的挺进中，另外两位与卡夫卡"有缘"的历史人物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其中一位是与卡夫卡缘份极深的克尔恺郭尔，他是卡夫卡的精神先驱和同路人；另一位则是奥地利犹太人，比卡夫卡晚生一年的奥托·兰克，他被弗洛伊德视如亲生儿子，是精神分析运动创造性的天才和传人。当代重要思想家Ｅ·贝克尔在他的辞世杰作《反抗死亡》中对上述人物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他的工作表明，主要由于这些人物的重要贡献，在生存论（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学三大思想源流之间，已经形成意义深远的"人学综合"，这一综合提供我们关于现实世界中人之存在、生存、生活及其意义的丰富思想，使我们得以在人类文明的背景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深刻探索和理解人类个体的人格和命运之谜。参见E·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事实上，《反抗死亡》一书(包括贝克尔的其他工作)正是这一"人学综合"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生存论"一词见下条注释。这一"人学综合"，也是我们理解"卡夫卡问题"的宝贵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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