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这种恐惧，我从来都有，并非真正恐惧他们本身，而是恐惧他们侵扰我羸弱的天性。连最亲近的朋友走进我的房间也会叫我深感恐怖，这一点，并非只是上述恐惧的象征。……［至于］办公室［的工作］？有朝一日摆脱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然而，某一天我会因无力承受而只好放弃，这种可能性倒绝不能排除。就此而言，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十分可怕。1913年6月26日致菲莉斯。
读日记令我感动。是否因为现在我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对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现在只感到生活的压力。我看不到意义，一片虚空。……1913年9月19日日记。
类似的案例表明，卡夫卡的存在性创伤十分惨痛，他的存在性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在整个的一生中，他都将被各种形式的存在性不安所追逐，他人、自己、工作、噪声、病痛等将使他饱受折磨。而所有一切非人的创伤和不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在他的童年，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深深刻进他生存的躯体。
事实上，理解卡夫卡问题的许多重要线索埋伏在第一章中。从呱呱坠地到五岁左右那些至为关键的年龄，卡夫卡这个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孩子，本来就生存在一个"存在性不安"的背景之中。准确地说，从一开始，从婴儿期，由于母亲对父亲的"全日制"奉献，卡夫卡的"原始存在"就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原发性"创伤。在这一基础上，父亲的粗暴、专制、野蛮以及母爱的继续缺席，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背景中的中心因素，它们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一道共同决定了卡夫卡的命运。
关于父母直接导致的创伤，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简要的讨论。在奥－匈帝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在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在那"肮脏的犹太旧城"之内，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为生活而拼搏。毋庸强调，他们自己本来就处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无论是作为曾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还是作为犹太人、尤其作为极其孤立的"捷克德语犹太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抑或作为商海沉浮中提心吊胆的小老板，他们必然时时受到各种不安因素的袭扰。而由此造成的冲击，很容易转嫁到他们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儿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对童年时代的有限回忆中，总要提到父亲的商号在月底结帐时全家的"不安"，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结帐将告之一个月的努力到底换来了什么，这对刚刚艰难起步的父母，无异于一次例行的判决，让他们惴惴不安，并让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亲试图从小就向卡夫卡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生活中，对大多数人都不要相信。据卡夫卡回忆，当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无一不被父亲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这样不信任人是毫无道理的，……于是乎，在我的心灵深处，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卡夫卡小说选》，第536页。儿童是学习的天才。当父母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时，儿童会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出来，并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这时，如果父母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来理解自己，并对孩子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行为标准，并用粗暴的手段强制执行，孩子就会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母的主观上大都希望能够"挑起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且大都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
第三节 死亡恐惧
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缘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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