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确存在着"阉割者"，从而让我们产生生死恐惧和神化的渴望。只是，所谓"阉割者"，并非单独的父亲或者整体的父母，而是自然和生活本身。是生活、是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延伸在"阉割"人，使人"无能"。而所谓"阉割恐惧"，实质上就是生与死的恐惧。贝克尔：《反抗死亡》，第333页。更进而言之，正如我们试图指明：存在本身就是不安。所谓"存在性不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是人类在生死分量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和颤栗。
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之中，儿童将近乎本能地形成自己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利用父母、家庭或其他人的力量，利用身边一切事物所能提供的支撑，利用所能利用的文化观念，就像种子利用土壤和营养或江河利用"地形"，构建自己的"神化工程"，而这一"神化工程"的内容就是"成为自己的父亲"。这一工程巧妙地掩盖了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将儿童在生死分量面前的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和自立自强——所有这些都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然而，在儿童期神化工程的构建中特别需要辨明的一点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真要成功，"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真要达成某种满足，必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与父母的同化。儿童时代构建"神化工程"的关键在于与父母的同化。正如前面曾经指出，来自父母的爱与呵护越是美好，儿童的成长就越是健全，就越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之中，"前俄狄浦斯情结"的身心经验（即所谓"原始存在"）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的良好同化相对成功地构建成自己的"神化工程"，他就相当于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平台"，为自己此后漫长的一生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发生学"起点。以此为基础，他会不断延续和逐步扩建自己的"神化工程"。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死亡恐惧的日益显露和明晰，他会通过人类家族制度的不朽、文化成就中的不朽或宗教许诺的不朽来逃避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将自己的生命不断"升华"（或者说转移）到浪漫爱情、子孙后代、伦理德行、丰功伟绩、文学艺术、理论体系、文化历史之中，即升华或转移到爱人、家庭、金字塔、城市、金钱、作品、宗教、甚至"台球技艺"或舆论的首肯等等对象之中，逐渐展开自己相对健全的人生。
而相反的情况，如果儿童的"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越是反常、其原始存在越是不完善，如果儿童越是得不到父母健全美好的爱与呵护，越是不能与父母达到相对正常的同化，那么，他就越是无法构建相对正常的"神化工程"以保护自己，从而过早地暴露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这分量之前，他幼小的身心无法"挺住"，容易"垮掉"，被恐惧击溃，被生活"抛弃"和"阉割"。
比较卡夫卡不幸的儿童时代和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他正是一个没能正常度过"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和"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孩子。生活未能让他实现与父母的同化。他儿童期的"神化工程"因而捉襟见肘、破碎不堪。甚至，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神化工程"，有的只是许多相反的东西，只是母爱的缺席和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只是"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只是恐惧、畏惧、敬畏、耻辱、自卑、内疚、罪责等各种深深的存在性不安。破碎的童年导致破碎的人生。由于童年期"神化工程"的缺憾，卡夫卡没有构建通常成人"神化工程"的基础。用前面的话说，他将无法展开一个相对健全的成人阶段。
毋庸赘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漫长讨论，是对前面有关卡夫卡讨论的概括和深入。显然，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卡夫卡似乎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应该反过来更确切地说，这个理论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卡夫卡。然而必须指出，到此为止，我们才刚刚抵达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在所谓"与父母的同化"家庭内部的关系，包括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人际关系，即所谓家庭伦理－人际关系。这种伦理－人际关系的背景是一种更大的伦理－人际关系，那就是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广而言之，即一般的人与人关系。
这就意味着，儿童所构建的"神化工程"真要成功，不仅能保证他相对正常地度过儿童时代，而且能让他"扩建"成一个相对正常的成年，那就不能仅仅与父母同化，而必须同时与社会同化。但这就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前提：父母首先要与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对我们而言，反过来的推论更为重要：当父母与身边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了同化，而孩子却未能与父母实现同化，那么，孩子最终就难以与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换句话说，这样的孩子很难逃避孤独一生的痛苦命运。
和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将因为童年巨大的缺憾而相应地缺乏进入社会伦理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将和克尔恺郭尔一样，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难以进入人群。如果以这一点为参照，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大致属于一类人格，而拿破仑、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等则属于另一类人格。在这两类人格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后一类人格都是些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在人群中出类拔萃。他们往往功勋卓绝地指挥战争、领导运动、创建学派，在同时代人心目中建造成显赫的神化工程。与他们相反，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将在人群之外、在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一生孤独和痛苦，恐惧而不安。即便最终被人认识，也要为此付出久久的等待。是否拥有健全的母爱和相应的双亲之爱，是造成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健全的母爱和双亲之爱本身就是最正常、最美好的伦理－人际关系，它们保证了孩子正常的同化过程，它们使孩子得以成功地构建童年期神化工程，并向孩子提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安全感和力量。雅斯贝斯明确认识到，他的力量来源于美好的双亲之爱所奠定的安全感。弗洛伊德则颇有些自恋地宣称：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将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幼时健全的双亲之爱，甚至可以让尼采这样天生羸弱、且早年丧父的人也能凭着某种"光芒万丈的文体"，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的"超人"，在为深邃哲人所发现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所欢呼。正如前面所说，美好的双亲之爱所保证的正常同化，是孩子进行健全自我扩张、成功构建神化工程的前提。这就像种子的生长或江河的形成：当种子具有丰沛的先天生命力，又置身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容易长成参天大树。同样，当江河拥有水量宏富的源头和支流，又流经雄伟的地形，就会形成壮丽的大河。怕就怕种子天生羸弱而又遇到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江河的源头干涸，地形又破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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