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布拉格并非只是一个隐喻。它是历史上奥地利（以及后来奥－匈帝国）行省波希米亚的首府。从历史上说，奥地利可以看作"哈布斯堡王室"的同义词。作为一个国家，奥地利有着极为复杂纷繁的演变和发展史。
在中世纪，欧洲本土的版图碎裂为成百上千块细小部分，宛如"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形形色色的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各自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与此同时，又另有一群自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在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永无休止地进行着繁复的政治纷扰或战争，直到铁血与火焰把它们交融锻烧成若干较大的部分，并继续铁血与火焰的角逐和较量。
13世纪，统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侵占了奥地利。到14世纪，政治和战争的较量导致世事变迁，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变成"对奥地利的统治"，哈布斯堡王室变成"奥地利王室"，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一支举足轻重的王室。从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初，德意志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实际上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世袭。
17世纪，由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力大减，从而分化为一些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以此为契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逐渐强盛，领土空前扩大，到18世纪初已囊括波希米亚（即如今的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广大地区，成为一流的欧洲强国。然而，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繁复战争中，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支重要王室——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给予奥地利一系列沉重打击，并因此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由此开始了德意志内部普鲁士、奥地利两雄相争的局面。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直到1866年的"七周战争"，普鲁士最终击败奥地利，从而得以兼并德意志诸邦，将奥地利排除在外，成为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
主要由于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缔结"奥－匈二元帝国"，哈布斯堡王室以这种新的形式一直延宕到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战败，也由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哈布斯堡王室寿终正寝，奥－匈帝国的疆域碎裂为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几个国家，大致回复到几个世纪之前的版图。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今日捷克共和国，即由旧日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部分组成。其位于西部的波希米亚，像一把楔子挤入德意志中部，靠近普鲁士；今日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正是当时波希米亚行省的首府。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及普鲁士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波希米亚和布拉格正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地区及枢纽城市。在这块"是非之地"，混居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交错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波希米亚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息之地。而布拉格，正是那束缚他一生、使他难分难解的"带爪子的小母亲"。
用生存论哲学的话语来讲，上述的欧洲事变，正好表明了欧洲人"生活世界"中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用生存论心理学的话说，在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尤其是奥地利）的历史中，隐含着一种"存在性不安"。 生存论，既存在主义。有关说明见第二章。又，关于人在破碎的中欧土地上的生存和命运，也许有必要提及一个简单的事实：卡夫卡、里尔克、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古斯塔夫·马勒、阿德勒、斯蒂芬·茨威格等人都产生于大致同一个时期的奥地利。而且，与下面的内容有关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人性的深厚土壤，那么，上述存在性不安就是欧洲人性土壤中重要的成分。说一句但愿不算题外的话，也许正因为上述原因，欧洲大陆才得以成为生存论哲学的故乡。
在欧洲如此纷繁的背景上，如果一个人格外还有着犹太背景，那么，他的命运之更其复杂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某种意义上，犹太人，那意味着永世的流浪和漂泊，意味着不安中的不安。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让它代表所有上帝的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如果历史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挑选某个人，它多半会在犹太民族中去挑选。就正如耶稣在犹太人中挑选了拉撒路，让他从病痛、疮癞、死亡、腐朽和坟墓中复活，重新在这始知其苦难的大地上行走。
第二节 永世漂泊的犹太人
犹太民族属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一道，是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他们向西方文明贡献了《圣经·旧约全书》。在古代东方民族中，除埃及人外，没有谁比犹太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出现产生过更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而神秘的命数，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已经结束了。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吞并巴勒斯坦，给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乱离史划上了绝望的句号。命运留给犹太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实际上早已在开始的"永世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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