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抽象而概括地承认世界的"非理性"，承认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承认生活的不幸和存在的不安，似乎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相反，任何"切肤之痛"的认识，尤其是"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哪怕并未牵涉死亡，哪怕只是细微末节，本质上都是生死攸关，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否则就会畏惧这样的认识。关于对认识和自我认识的畏惧，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弗洛伊德最重大的发现是，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了解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的知识。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
一般地说，……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李文氵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56页。
其实，如果没有生活压倒一切的分量，也就不存在个人的羸弱、敏感、无助、恐惧等等，也就不会产生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从而也就不会有对于自我认识的畏惧。不幸在于，生活本身就是不幸，正因为如此，生活中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具有足够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从而使自己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如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所说，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像孩子一样软弱，也像孩子一样倾向于把自己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利用文明的积淀所提供的某些"菜单"和"路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伦理－人际关系以及整体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人们得以完成虚饰的自我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建造起自己的人格系统。在成熟的精神分析眼光看来，这种人格系统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谎言和甲胄，其目的正是要回避"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回避世界的本性和生死的分量，从而达到一种自我保护，并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遮掩了真理。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认为，一般而言，"人格……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谎言"，"是隐秘的精神病"。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四章。
第二节 真假自由
值得指出的是，把伦理－人际关系及其网络看作保护性的力量，以融入这种力量为前提，一般人建立起他们的人格系统。这不仅使得人们感受不到存在与生活不幸的本性，相反还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格外幸运。用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讨论移情问题的话说，他们的"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由此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
生活中许多"瘦"、"更瘦"乃至"最瘦"的人，正是这样摆脱了他们本该艰难多舛的命运，相反把自己的人生大剧上演得轰轰烈烈。甚至，在保护性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背景上，他们原本瘦弱的形象将伟岸起来，出类拔萃，乃至成为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即克尔恺郭尔所谓的伦理英雄。他们可能流芳百世，不过通常也会让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让文明和社会为他们付出某种代价。与这些伦理英雄相反，另一些人则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显赫一时，并随之遗臭万年，希特勒就是后一种情况中极端的例子。
然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无论是一般的幸运，还是特别的幸运，还是成为伦理的英雄或反过来成为文明的罪人，所有这样一些把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无条件保护性力量的人，难免要为此付出一个确定的代价，那就是丧失真正的自由。在这一丧失中包含着双重的含义，它既意味着丧失自由本身，也意味着丧失认识自由、理解自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拥有真正自由的前提。
概而言之，无条件地把自己委托给伦理－人际关系网络，就意味着放弃对存在与生活不幸本性的认识，放弃对自我和世界本性的认识，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而放弃这样一些认识，就意味着放弃自由，因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对自我及世界本性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一切真正自由的前提。
并非偶然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采的意见。卡夫卡明确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幸，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关于这个世界的本性，"……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力量］和尊严。"对于世界的本性，人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相反，每个人的潜意识对此都有至深的感受。
只是，对一般人来说，既然"人的生存对他们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就以种种幻想来处理生存。"人们"想依借外在的手段而获致自由"，但是，那是错觉，"是一种谬误，一种迷惑，一片只见恐惧与绝望滋生的荒漠。"人们由此只能获得某种虚假的自由，这种虚假的自由什么都没有说明，只说明他们惧怕真正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他们混在群众之中，安全地通过城市，通过街道，去工作，去找食槽，去寻快乐；宛如那囚狱般的办公室生活一样的贫乏，不再有任何惊奇的事件发生，一切只有规则、指示和训令。人们惧怕自由和责任，所以人们宁愿藏身在自铸的樊笼中。"丢掉真正的自由和责任，投身于虚假的自由，在卡夫卡看来，无异是"从烟里跑到火里"。人们并未能因此而解决自己的存在性不安。相反，人们的存在性不安一如既往，甚至随时有可能恶化，以一种非理性的渴望、以对"肉搏"的变态嗜好、以膨胀的欲望、以各种可能的反面表现形式，在文明的机体中，在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暴露出来。"今天全世界的人整日梦寐萦心，做着再改组的梦。这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很多"。在极端的情况，也会有人混在人群中表演"英雄主义"，对此，卡夫卡显露出格外的反感："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样一些行径，必然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损害，恶化人类的存在状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6－57、32、17页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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