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时代所接触的众多作家中，歌德和格里尔帕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站在未来卡夫卡的立场上，歌德和格里尔帕策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接受人类文化影响的方式。
歌德不仅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巨星，而且是深刻的人性大师。歌德不仅有可能让人感受文化星空的辉煌和深邃，而且有可能让人洞察命运的真谛。在艺术上，卡夫卡对歌德保持了高度的尊敬。尤其在1912年他取得第一次重大文学突破之前，卡夫卡对歌德的兴趣达到顶点。他醉心于歌德那"持久性的艺术"，甚至"一个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并在日记里单独记下歌德这样一句话："我对创作的兴趣永无止境。"另一方面，歌德对人性和命运的洞察可能让卡夫卡受到更为持续而深沉的冲击。"不做铁砧，就做铁锤。""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这样一些歌德式的智慧必然深深触动着卡夫卡不幸的内心世界。20多年后，在自知将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在生与死、爱情与污秽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的日子里，他与青年朋友雅努施谈到："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他感慨道："关系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也许，歌德这样深察和把握人性和命运的"神人"触动了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渴望，使他格外意识到自己挣扎着的生命之弦。
与歌德相反，格里尔帕策是与卡夫卡气质格外相近的特殊悲剧人格。格里尔帕策是奥地利几乎唯一能与德国古典作家相提并论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悲剧后来被认为可能是奥地利舞台上最伟大的作品。格里尔帕策对卡夫卡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无独有偶，这位奥地利诗人与卡夫卡在家世与气质上竟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他母系的家族遗传性中大概隐藏着某种抑郁症因子，母亲和一个弟弟先后自杀，他自己则为严重的抑郁症所苦，终生自我压抑、自我怀疑、自我局限，并对人类处境表示出深深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关，他在生活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而尖锐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眼光。在宗教问题上，他明显地具有一种反教士的特征。后来，卡夫卡身上也表现出一些类似的倾向。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他后来为"结婚或不结"这一问题像哈姆雷特一样痛苦不已时，他专门举出格里尔帕策、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这样一些悲剧人格支持自己否定的回答。在文学之外，卡夫卡还受到自然科学的重大影响。19世纪末叶正是"科学时代"最伟大的时期，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革命。卡夫卡不同程度地感受了各门现代科学长足的进展，其中，达尔文进化论对他尤其显示出特殊的吸引力。16岁时，他就已经开始阅读达尔文和更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家海克尔的著作。按照一位作者的说法，在当时，无神论的达尔文主义甚至一时掩盖了斯宾诺莎泛神论对卡夫卡的影响，并将他推向更极端的无神论，让他接触到一点德国自然主义，并发现了令他一时为之崇拜的尼采，后来还引起他对托尔斯泰和克拉普林无政府主义较为温和的兴趣。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位特殊的悲观人格，进化论表现出一种极为重要的意义。临终前几年，卡夫卡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一次谈话深刻地涉及到这一问题。雅努施向卡夫卡谈起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丰富多采的装饰艺术表面上具有无目的的美，使人产生自由的情感。但实际上，装饰艺术却有一个并只有一个目的，即掩盖各种不同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人用它掩盖自己身上动物的天性。卡夫卡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评价说："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因此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死，而猴子则在整个人的族类中生存下去。"我"无非是由过去的事情构成的樊笼，四周爬满了经久不变的未来梦幻。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8页。
显然，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高度兴趣，后来发展为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那是我的归宿！"《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0页。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
在这所中学里，宗教课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主要内容是教授希伯来文，并用德语讲解圣经和犹太经典。卡夫卡不仅对宗教课无甚兴趣，而且还用无神论和泛神论思想与同学进行争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放弃犹太教信仰。
在受到无国界、反传统的科学影响的同时，卡夫卡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在犹太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中，以他特有的方式站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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