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在米里茨的时候，他和妹妹及孩子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并结识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师。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洗鱼，于是颇有教养地发表了表示不满的评价："多么纤细的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换个活儿干。这位能流利地讲述自己民族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一位女伴，当时年方19岁的多拉·笛雅梦特。像当时许多年轻而果敢的犹太姑娘，多拉离开了犹太居住区来闯世界。她不愿意成为正统犹太教严厉家长制的牺牲品，不愿意让父亲来安排她的婚姻，让她在与之并无爱情的什么男人身边可怜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险，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她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然而在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上，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却处处感到冷酷和敌意；正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西欧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真是一首绝唱的悲歌！谁也想不到，穿过所有的泥泞、污秽、肮脏、疾病……
在几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时，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盖一切之时，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却嫣然盛开。由于妹妹奥特拉热心的鼓励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视死亡的勇气拥抱了这场爱情。在米里茨，在3周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开始周密考虑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虽然，炽热的爱情和波罗的海的空气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现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躯却只有不足55公斤的体重，几乎是一副骨头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却完全解放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卡夫卡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搬到柏林去了。他终于摆脱了父母，终于挣脱了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另一方面，过去迫使他进行痛苦写作的魔鬼也终于离开了他，让他自由了。"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写作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即便写作，也不是出于魔鬼的驱使。他终于开始了生活。现在，他活过了，因而，他用不着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后她断然反对出版一切遗稿时所说：她恐惧任何人与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图。任何出版计划，任何有关的谈话，都是对她与卡夫卡私人领域的粗暴侵犯。"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与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对面了解他这个人。……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触。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过这种目光和接触。她身上似乎有着东方犹太教美丽的、不竭的源泉，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最为需要的支撑之一。用布洛德的话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很大程度上由于多拉的影响，卡夫卡甚至开始阅读正统犹太祈祷书，并念诵其中的咒语，用以驱除让他感到害怕的各种魔鬼或幽灵。如果不是从理性的把握、而是从人性的体温上讲，多拉比密伦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卡夫卡死后多拉悲恸欲绝的景象，那也是他们爱情的一种大证明。几乎就从他悲哀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开始，卡夫卡终于获得了新生。后来布洛德回忆说：他到了柏林以后给我写了许多信，……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很快乐，睡眠也很好（这句话我已经几年没听他说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兰茨，……我发现，他在柏林郊区过着一种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高涨起来了。……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他不再是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了。……我发现，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满乐趣地写作，……他计划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馆营业，因为多拉的烹调技术相当不错，让她掌勺，而他自己准备当招待。后来我从多拉那里得知，卡夫卡要开餐馆的计划，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关，他们俩要去"那边"自谋生计……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42－243页。
贫病交加的卡夫卡与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发现他"有些不安，神经质，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极其思念亲友"。在柏林时期，卡夫卡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创作高潮，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以及最后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厌其详的笔触，描写一只敏感而焦虑的鼹鼠是如何殚精竭虑，惨淡经营，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它强烈的主观投射和感受）中谋取生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包含着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命运的关怀，这其中，多拉这位具有东方犹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绝唱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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