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他的病况已不轻，不大出门了，饮食也只靠浓汤或稠粥以争取营养；又因刚做过化疗电疗，他常常还不太肯吃。一天我出差回来，他有几位老友到家探望，我进门他又问：“有乜古仔讲我地听？”我看到桌上的浓汤完全没有动过，就说：“您先喝了汤，我放好东西再说！”他像小孩子一样不依：“汤我一会儿会饮，你先讲出差的见闻。”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东西，于是我坚持：“您先喝汤，我再报告。”他十分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喝了汤，然后催促我讲故事。
这种急于求知求听新事物的心，当是他的老记本色。这也是为什么他八七高龄，到去世前脑筋还是那么活跃的原因。
阿爸另一个可爱处是开明民主，不论你辈分多低，只要讲的有道理，他都会听。他在家里没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许儿女自由发挥意见而不以为忤。我们在家习惯辩论，阿爸从不会以为被子女后辈冒犯，总是论理论道。阿爸拥护共和党，佩服李光耀，而纪安则推许民主党，我们对李光耀极有意见。闲话家常，陈家辩论政治政见，习以为常，有时外人反而看得过意不去。记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饭后如常高谈阔论，戴天在旁频说：“你们怎可以这样对老人家呢？应该让他一点嘛！”谁知他们父子兄弟正乐在其中。
我翁姑都极富幽默感，朋友都视与他们聊天为赏心乐事。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与翁姑笑谈旧男友的往事，就可体会到他们的开明，就不说他们的年纪，不论他们出身于旧时代旧文化，翁姑的开明民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就以新一代的标准也是少见的。
认识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关心政治和世界大事。这除了是记者和报人的触觉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于他的爱国情怀。他那一代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在殖民地的澳门和香港生活过，而那些年头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压的，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不能出头，人民就会受苦。他也亲历日本侵略中国，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痛。抗战时期，他的爱国还是付诸行动的。在今天看来，阿爸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与子女常常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极崇拜他的，虽然他的政见极端，但子女都为有位爱国的父亲而骄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仑的凯撒医院，留下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这篇文章还未动笔阿爸就过世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抱歉和遗憾。文章写成，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敬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
“云姊姊”和《新儿童》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在香港中环大会堂低座的小餐厅里，我陪母亲黄庆云应约而至，等待着我们的，却是素未谋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儿童》读者，童年时居于香港，求学时去了美国，一直心仪《新儿童》的主编“云姊姊”，并且曾经和云姊姊通过信，又向《新儿童》投过稿，发表过学生作文……她这次和丈夫到香港，其中一个想达成的愿望，就是和童年的“偶像”云姊姊见面，倾谈。
当我和母亲走到那张预订的餐桌，便看见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满面笑容地站立起来，双手伸向母亲，动情地叫着：“云姊姊，您可好？我就是您的读者×××呀……”
其实，像这样的情景，我也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看见。母亲当年主编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新儿童》，以“云姊姊”的笔名写稿，又设立了和小读者联系的“云姊姊信箱”，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云姊姊”和《新儿童》的魅力，还是依然存在。
最近，我为香港儿童文学探源计划编写《香江儿梦话百年》一书，特别请“云姊姊”——母亲黄庆云回忆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的旧事。
“回忆一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也像回忆一个人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一样，当中有着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母亲对我说。
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第五个年头。母亲随她就读的广州岭南大学搬到香港来，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而母亲那时是研究生，研究的专题是儿童文学。
根据母亲的回忆，当时香港有许多流浪儿童和穷苦的儿童，关心孩子的大朋友们发起了一些儿童福利的运动，和组织小童群益会及儿童剧场等。在香港大学教书的马鉴先生邀请母亲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儿童剧场是群众性的组织，由若干间小学校负责演出，招待校内和校外的儿童。小童群益会是一个慈善机构，收容流浪儿和擦鞋仔。母亲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并且为他们讲故事。那时候，儿童读物是少得可怜的，演戏的剧本不够了，只好自己动手写；故事书不够了，就自己写自己讲。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了第一个儿童剧《中国小主人》，以及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
不久，母亲又参加了青年会少年部的活动，并且经常应学校的邀请，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的实际需要，使母亲意识到为儿童写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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