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人糊涂、选择愚蠢之处还不止此。在那个年代，在本地升学时，港大以外，入理科的以崇基为荣，而念中国文史哲的，就必然仰望新亚门墙，想作《中国学生周报》、《人生杂志》等文化刊物所常见的钱、唐诸公弟子。我一心一意只选化学、只考崇基，于是就拿了入学试文件。一看，傻了眼：怎么中文科的篇目许多都没念过？没办法，只有自己找来，苦啃一番。王粲登楼的吟咏之声，就是如此听到的。然后考中文那天，在马料水崇基饭堂兼试场坐下，开卷一看：咦？为什么又跟不久之前的会考差不多？
然后考完了，离场了，别人的卷都收了。偶然回头一望，好像自己的卷还躺在桌上。有两位年青的监考人员也同时发现，就收拾了去。一个后来知道是高年级姓岑的还说“这张卷‘杰’了”——“杰”就是“麻烦”的意思。
后来才知道：那时行政人手不足，许多事情都靠工读生。于是：有人派错了上年的考试手册，有人又不加细看便根据过时的菜单苦苦准备酒肴，而幸亏冰箱里的馂馀仍在。有人收卷而不点卷，几乎沧海遗珠……
有人也就如此这般入了他心目中的大学。
大学是锦上添花的地方，念书的原则，不应该是雪中送炭，这是我当年的理会。
我的想法是：念大学，应该是已经选好的科目，念得更好；这样对己对人，才有益处。如果补盖罅漏，捉襟见肘，那又何苦来呢？
这些话是对自己说的。
入了化学系，发觉一年级四五十人，大半是从培正来的。他们许多都言必称“浸会”、“贝勒大学”，准备下一步就到美国。用惯的是理科英文课本，到崇基看那时台湾“海盗版”蓝色封皮的Pauling Deming的《化学概论》，真是驾轻就熟，我们就没有这个方便。教英文那位西籍的麦太太，人很和善，用英文《读者文摘》作教材，那些生字排山倒海而来，真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人家是越摘越少，我们是越查越多。那时又因图书馆里有关中国思想、文化和近代史的书不少，如入宝山，越看越有兴趣，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念化学系。时间很不够用。最要命还是微积分。那位由台湾负誉而来的社长策先生。dy/dx，演算如风，脸色如铁。一测验，百分之九十不及格是稀松常事。连培正诸君，也频频集思广益，如临大敌，不要说我们这类出自杂牌的散兵游勇了。于是自知动学以来第一次的、功课不易追上的恐吓，形诸毕业以后多年的梦寐。
何苦呢？况且自己粗心大意，根本不是理科的料子。
何苦呢？
于是趁成绩表还没有淌血，趁实验室还没有爆炸，申请转系。转一向喜欢的国文。
和蔼的化学系主任张雄谋博士通过了。凝重的中文系主任钟应梅先生同意了。学生姓名，各科成绩如数家珍的注册主任谢昭杰先生也没有异议了。就等教育司专上学院奖助学金小组批准。
一个早上，在走廊碰到有时心事重重、有时满面笑容的谢主任。他劈头就说：“你何不转生物系？”语气亲切而激动。学生们的情况，他真的常在念中。对了，化学生物，性质本来就近。自己会考生物，也是优异。
“你还是转中文系吧。刚刚开会通过了。”一打电话到教育司，对方还未听完就告诉我说。
从此就念了七个学期的中文系，教了一生的中文。
早知念中文，当初应该考新亚。那个科系比较受尊重，教者、学者，也会比较更自重。十目所视，而不是得过且过，有司者就会更以真正的学术自重，而较少纯然以权术自重。
当然，我说的是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不断重演的人性表现。这些表现，不必然是太多了，然后人们才会以受害者的体验申说。
也当然，现在自己也可能庆幸：如果当年不是如此选择，现在批评新儒家，相信基督教，那心路历程，可能就更不顺畅。
基督教被视为洋教。热心维护传统文化的大师，以信教的中国人为文化上的不忠者；热心传播福音的人，也往往有意无意冷待中文。这些问题讲来复杂，不是年少识浅而又指教无人的当年之我所能预知，所能了解。
念上了三年级。因为功课不忙，不知如何，做了学生会智育股长，兼中文学会副会长。杂事纷繁，念书不大勤力，加上个性粗疏，而书面表达所学的比率又不低，于是造成侥幸易得的表面成绩而其实一生浅陋，早已自悔而又难以自救。
人或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自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中文系教西洋文学的吴笑生讲师去世，身为所谓主编的我，虽没有直接受教，也在《崇基学生报》上用了“哲人其萎”“山颓木坏”之类、已经迹近陈套的字样。系主任见了，就脸色一沉，对我说：“对他不能用这话。”
那时，一年级读书指导（要籍解题）、二年级史记、三年级词、老子、荀子、文字学、四年级毕业论文，统统由系主任开授。真是鸿博。他和校长凌道扬、前任教务长刁作谦、去世的前系主任钟鲁齐、校外委员港大罗香林先生等，都是客籍人士，连续主持系政有十五、六年吧。人与事都习惯由他安排，宰制。他最尊重的同事，是教诗选和《文心雕龙》的伍俶（叔傥）先生。伍先生是靳春黄侃高弟，与新亚的潘重规先生、台湾师大的林尹先生等是同门了，不过不搞小学而专精选体，我们似乎在他身边嗅到些魏晋名士气息。讨他喜欢的同学大概不会对他提起杜甫、韩愈这类等名字，不要说朱、陆、阳明了。在他一篇《自序》里似乎还提过不喜欢《岳阳楼记》。一口浓重温州口音的国语，一不留神就整段要放弃，从下一段再特别用心听起。不过他年辈最高，名气最大，喜欢作诗的同学自然纷纷葵倾，以获得沾溉。有天，某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女同学天真地问他：“杜甫是诗圣，为什么我们不开杜诗？”我就眼见伍先生没有什么表情地说：“新亚已经开了。”——当然，有些人设计课程，是真的以“学生为本”，为他们的宽阔眼光以及中学教书的需要着想，“不怕雷同、只问正宗”的。不过，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我们又有说什么呢？况且，中国学术、文艺，名家名作无数，许多都只能自修，也应当自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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