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合订本新记》可以看作巴金对《随想录》的总结，那么，他当年和《随想录》第一篇《谈望乡》同时寄给我并嘱咐暂不发表留待单行本刊用的《总序》，则可看作作家动笔时的展望和期待。文章不长，转录如下：
我年过七十（生于一九○四年——笔者），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鹰的歌》之谜
1981.8.12（第6封）
际坰兄：
我六日去莫干山，十四日去杭州，十五日回上海。山中十分安静，住在万竹丛中，仿佛世外桃源。写了一则《随想》，准备返沪后寄上，请审阅。小棠昨天来这里，说是《文集》已寄到，邮票也收到了，很感谢。
祝
好！
问候絜瑛嫂。
巴金
十二日
为《收获》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将来也要在《随想录》中发表，以后把清样寄给您。又及。（注：着重点是收信人加的，下同。）
1981.11.7（第7封）
际坰兄：
在国外住了三个星期，回来在北京开了几天会，相当疲劳，到了家，动也不想动了。两封信都看到，药和邮票也都收到，很感谢。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
祝
好！
巴金
十一月七日
拜托您一件事，请代买两部书：
一、沈从文著，商务版《中国历代服装史》（？），听说售价五百港币。
二、杨乃强著，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
《鹰的歌》十七年前（一九八一）港报发表的时候，只有“鹰的歌巴金”五个字，有题目与作者，而无正文。单行本《真话集》（港版），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北京版单行本未受影响）
前引两函。只是问题一部分。简单说来，我在北京休假时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离港前听说，香港有几家报社总编辑听了国务院“外办”（外事办公室）负责人传达一个文件的精神，大意是：文革的文章今后要少登或不登。既往不咎，但自九月（？）某日起，如果再违背，那就要打屁股。我休假回港后，收到十一月七日信，大吃一惊。问同事们，说是奉总编辑之命，要设法略加删改，大家商量很久，又经总编同意后见报。没隔几天，社长从北京开会（好像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回来，在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一天，乔木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文章不是不可以改，但要征求作者同意。要么，你们索性不用，退还作者。谈到这里，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两人相对无言而苦笑，我告退。
跨出门外，我蓦然想起一句天津版的上海洋泾浜：You ask me, me ask who嘞？差点笑出声来。人遇到苦恼，总会设法自嘲的吧。另一方面，接到巴老来信抗议，我只好再三道歉，承认不是，请他，又托黄裳、辛笛，转请他继续写稿，千万不要不写。《鹰的歌》文末，借高尔基小说《鹰》，暗喻《随想篇》，表白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宁可“滚下海去”的决心。
如今，我倒想起两件文坛史料，不妨一谈。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沪病逝后，巴金在万国殡仪馆守灵，上海《大公报》左下角登一篇短评《悼鲁迅先生》，名为追悼，实有攻击之意，引起文艺界公愤。“巴金气得跳了起来。”（详见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一九八二年一月萧乾文章）
再就是，我曾从浙江大学校友办的刊物上，知道胡乔木一九三一年读书时因为反对校长邵某，而被开除，于是去上海“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后来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并以填词见长的胡乔木，想来早就了解巴金。巴金曾为鲁迅赏识，称道“巴金是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这见于一篇重要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当时鲁迅认为，“左联”的周扬（起应）有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两者之间的矛盾，常靠从延安回上海的冯雪峰带来的权威意见而谋求化解。文章究竟是鲁迅写的，还是鲁迅授意冯雪峰写的？这段公案，可参阅《随想录》中的《纪念雪峰》和《怀念胡风》，我以为可信。
第一封信与访问法国
1978.12.181①封
际坰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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