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一语，反映八十二岁老人家，头脑十分冷静而清醒，收信人衷心感激不尽。但是，无论如何，《鹰之歌》风波平息，此后文章毫无删改，煌煌巨著《随想录》毕竟在八年之间全部登完，随即出版合订本，受到万千读者热烈欢迎。国内许多读者则一直埋怨买不到书，叫苦不迭。难道有人对《随想录》“客观控制”吗？
黄永玉
往事模糊芦花岸
——香港九华径的一些回忆
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原来叫做“狗爬径”，不好听，改成现在的名字。
四十年代要去九华径，在尖沙咀搭六路巴士到荔枝角终点站美孚油库，沿海湾边的海堤直进远远山窝里的小村子便是了。
四八年的时候，荔枝角这个小海湾开始还不怎么闹热。不少星期天前来游玩的人都提了鱼网、水桶、钓杆这类的东西，把这里当做荒无人烟的探险寻宝地方。其实海湾内潮涨潮落的小部分海产，早由九华径的村民捡拾干净了。
那时候村外临海湾的土地还是农田，春夏秋冬都有村民劳动，牵着黄牛水牛来来往往。
文化人士钟爱的村落
村民大部分姓曾，客家族。什么时候搬到九华径来的故事，以前听到讲过，现在忘记了。
九华径出来的两边山上都荒得很。右边是蔓延出去的海崖，左边山崖只有很少不成材的马尾松。后来给一个是做“收买佬”可能发了意外财的人买下来，一层层地平了地，挖了路；挖完一阵，热闹一阵又搁下来，搁下来不久又搞，来回十来次。内行朋友说在荒地上开路或房屋地基，要等它自然陷落，一次一次地平整，是省钱的办法。一年多以后，一幢幢几层高级别墅洋房盖出来，也有了水泥马路，俨然成了气候。那个“收买佬”显然是发财之后上别处高升去了。
我见过这人，高大，松皮松肉，戴一顶窄沿破草帽，走起路来一跛一颠，从不跟人打招呼说话。
接着才是荔枝角游乐场的出现，每天大鼓洋号的大喇叭广播。九华径住着的人觉得吵是吵，但还不懂得讨厌和提抗议这些事。何况那时候的音乐没有今天流行歌那么让人觉得浅薄无聊。
我一九四八年春回到香港，住谢菲道廖冰兄家里，很过意不去。一次到九龙砵兰街看漫画家张文元和演剧老朋友方莹。那地方是一个内地出来的进步文化人的寄居之所，来来往往的朋友很多，在那里遇见楼适夷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搬到九华径居住？
我太太当时在湾仔德明中学教书，便辞职跟我住到九华径楼适夷先生一板之隔的楼上来；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之类投稿过日子。
楼适夷先生和太太黄福炜住前房兼拥有靠窗的大厅，中房是一对华商报年轻夫妇，后房是我们，屋尾住着一位老广东，姓潘名顾西的可爱老先生。他说他是邓演达的熟人。有一个老女工照顾他。他不断地在发明属于“科学”这方面的东西，比如用一种化学液体栽出大西瓜之类的实验，诚恳态度十分感人，玻璃瓶里长出蚕豆大的西瓜。
楼下住着巴人先生，有几位马来西亚华侨青年跟在一起。巴人先生不大说话，一位爱看书的严肃的老头。
我们住着这座二层楼房，是全村唯一用钢筋水泥盖成的房子。也只住着我们这三家文化人。不过来访问的朋友却川流不息，这才引来了以后的热闹盛景。
村子里没有自来水，全靠我们楼下左边一口大石板水井以作饮食洗涤之用。巴人先生有青年帮忙照顾，楼适夷先生和我都要自己从井里舀水再提上楼去。
厕所在靠田地边的茅篷猪圈里，拉完了自己用铲子戳一把草木灰盖上。
楼先生那时付的房租是八十港元，我是五十港元。
张天翼先生说是要来租房住的，在楼家前厅躺了几天，因为有肺病，那种时空里，楼氏夫妇眼看谁也照顾不了谁，大概“上头”照顾张先生，把他移到一个有照顾的地方去了；说是九华径住过，也只是几天的事。
来往的人就多了。乔冠华、叶以群、萧乾、周钢鸣、郭沫若夫妇、邵荃麟、茅盾、蒋牧良、聂绀弩、胡风、罗承勋、司马文森、洪遒……
胡风先生来过多次，跟楼适夷先生作长夜谈，内容多是些文坛委屈争论，气势十分之昂扬慷慨，因为楼适夷先生纯朴谦和，又是坛内旧人，能体贴到胡风先生的愤懑深度，……深夜三四鼓，有时还敲我的房门来要些点心。这给我颇深的印象。那时香港在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领导下为胡风的《论现实主义道路》一书正在开批判会。
国共两派人物都有
说到这里还有个插曲。
住中房的那对年轻夫妇平日可能给楼夫人黄福炜留下了有趣的印象；黄福炜便把其中一些事写成篇散文放在《大公报》的“大公园”上发表。我一看便明白其中写的是谁，觉得“进步人士自以为很伟大”的这种小小的批评颇有点道理；加上“又伟大又娇气”的这种提法又令我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到他们打听出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位隔壁前辈太太，就气走了——黄福炜在新四军时做过军法审判员。
我想，胡风几次跟楼适夷作长夜谈，应是这一对夫妇气走之后，否则，他们俩不揭发报仇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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