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赶我走的一些细节不关他的事，只是那人事部经理擅作威福，也许是，但底下人都善于作威作福，不就是他的“好管理”吗？他那些惯看“眉头眼额”的下属，如他由“集团”调来的人事经理之流，只要听见：“见他回来就要他走！”还不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然，又怎会从垃圾桶里拾个旧信封，来下侮辱性的逐客令？
我从此绝迹那间报馆，也久不见那个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的“朋友”了。有人又对我说，他的“地位”，多凭报馆有个传媒。
又有人对我说行上的几个故事，做到主管职位的人，出差后回到报馆，发现办公室已有别人坐上，他的私人的用品已被代为清理检拾，放在纸皮箱叫他自己捧回去。另一个是根本连桌子也不见了，原来是“炒了鱿鱼”。有些传媒高级行政人员被即炒，还要护卫员监视检拾物件，押送出去。这朋友说：“他没在你旅游期间就收回你的房间，已经是信守诺言，认为算是给你面子的了。”呵，原来如此。可能是我四十年的感情包袱背得太重了，一时放不下呢。
我完全空闲下来，心情又不太好，便又到外地旅居。数月后回来，一天，我在一个新开的商场，被人叫住，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几时回来了？怎么无声无息？”原来就是那个“朋友”，花甲之人，穿一件惨绿色的T恤，包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胖嘟嘟的，稀疏的几条头发，一脸堆着例牌的笑容——我后来知道他行上有人背地里叫他笑面虎。
我吃了一惊，他竟问我怎么“无声无息”？我笑说：“你有什么好关照！”再也没搭讪。他觉得没趣，大概有了些“地位”，只惯受奉承，而且只有他骂人，哪受得一句逆耳之言？当时见他脸色就变，我便走开，我这人不懂做戏，是个很大弱点。得罪人了。只听他在我背后喝叫他那还是稚年的儿子：“走啦，我们走啦！”
当时和我一起逛商场的亲戚问：“他是谁？”我说了，他说：“文化人么？我以为是个猪肉佬呢。”
又过了数年。我和一个久别的旧友重逢，他说：“我常看见你从前那位老板，据说，他有心脏病呢。”
“他的心不好，我近年才知道。”我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他一道去旅行，那时他处境欠佳，就常掩着肝区，说他的肝有问题。现在又轮到心有问题，他的心肝不好，怕是处境又不太好了吧？”
传闻很多，有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剃其头者不会是我，我没有能力。而且，当我退休前失眠症医不好，去学静坐，有点成效，师傅是位佛学大师，知我心存怨愤，启发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教我安忍，修“忍辱波罗蜜”。但师傅又教我要深信因果，“众生畏果，菩萨畏因”，有智慧的人，尽量不去种恶因。我不知道我写了这篇东西会不会又种下恶因，我可能还是不够智慧，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同事和老作者们道个歉，他们受了伤害，我难辞其咎！
因此，我又只希望我那位过去的“朋友”在他力所仍及的范围内继续发挥他的强势管理，规定人事部的垃圾桶里，不能再有捡得起来用的旧信封。
他头发稀疏，不堪一剃了呢！
颜纯钩
少芳的故事
少芳是我中学的学姐，高三级。读书时也算得一个才女，长得高高瘦瘦的，略有些黝黑，而五官却精致，一双眼晴深幽幽的，好像一直都有很多心事。那时她是学校里的跳高好手，在那年月，女孩子穿了短裤跳高，也差不多是一件新鲜事，少芳穿一条及膝灰黄短裤，站在沙坑外，神色肃穆地端视横在她面前的标杆时，身后便围了很多好事的男同学。那时没有人知道，少芳将越不过横在她一生路途上的无数标杆，每次她都跌下来，沮丧而寂寞地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少芳一个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少棠，因此我知道他们一点家事。她们家原来也姓颜，后来据说祖上和外姓人争执，姓颜的宗族竟不为他出头，他生气起来，便弃了自己的原姓，改姓君。我常觉得她祖上是颇有性格的男人，以“君”为姓，真有点漠视族人的气概。少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黄梅戏时代很出名的明星，但因多年分隔，也没什么感情，后来少芳到了香港，也没得到她多少照应，她有时会淡淡地说：“她问我有什么需要没有？我怎么跟她说有什么需要！”言下也很无奈。但如果是自己至亲的人，有需要时也不妨直说的，可见她一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负累，而因此也一直自外于他人。
少芳“文革”前考进长沙铁道学院，没有毕业运动就来了，她有一段时间还是造反派，“南下”到我们老家帮助当地的红卫兵。不过她对政治似乎也只限于一种边缘状态，似乎介入了，又没有介入很深，她的文静只让人觉得她不适合那些野蛮的斗争，只适合在冬日向阳的窗口，捧一本《红楼梦》，看出那没落王族里种种人世苍凉，略一咀嚼就感怀身世，满眶泪水，然后合上书本，半日怔忡不已。她说话声音也细细的，走路步子小小的，举止都缓慢而优雅，这些都不是做作出来，是她生命中的本来面目。而她竟生活在那样一个暴烈的时代，人性粗砺割人，人都以冷酷为时髦，任何温婉的性情都不合时宜了，少芳一定觉得自己和那时代格格不入，并因此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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