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 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 天时间，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崩溃。
《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基普写道：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
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
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
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
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因为它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英
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
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
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便是这种范式的体现，它
走的是一条改革与革命协同运作的道路，改革与革命是俄国现代化的双翼。
在过去的俄国历史研究中多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或一概否定改革在俄国历
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类观点似有失偏颇。
第一，改革与革命同处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同一体中，互为依存、互为影响，构
成一个接力和传导体系。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
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击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
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一个总的合力。”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社会从
无序到有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的中的一系列环节，都是对旧
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事物的变化，社会的进化，最先
都是从局部缓慢的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质的飞跃，才能完
成社会结构和形态的转换。而突变的革命只有以渐进的改革为必要条件和基础，才
能完成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19世纪后半期，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列强
各国间竞争加剧，竞争能力之强弱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是否适应能以多大的步伐
来适应世界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革新现行制度，换句话说，就特别地集中
表现在改革上。沙皇政府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革除了封建
社会的某些陈腐制度以及规章政策，建立了某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其结果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是俄国现代化
道路上高低迭错的阶梯。农奴制度改革构成其第一级阶梯，19世纪60—70年代中期
的改革构成改革道路上的第二级阶梯，沙皇政府为保存贵族地主的权力和特权，不
得不通过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力图使俄国的专制警察制度适
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1 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洛里斯一麦里科夫的改革方案，
尽管胎死腹中，但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和心理准备。1905年的立宪改
革和1906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则成为改革道路上的第三、第四级阶梯，使老大封建帝
国终于迈开政治现代化步伐，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完成的和未曾实施
的改革都渐进地推动俄国社会进步，为未来的社会剧变创造了条件，为这些社会成
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地，扩大
了能够自觉地参加这些矛盾“爆发”的居民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便在1905
年和1917年2 月相继爆发了两次革命，使俄国现代化取得了飞跃性的质的发展。前
因与后果，厚积而骤发。
第二，改革与革命在主观上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无一例外，沙皇政府在
不同时代的改革都是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情况下被迫实行的，其主观目的都是为
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防止或反对革命，因此每次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反动性和保
守性。在农奴制改革前，亚历山大二世曾多次向贵族们表示：“诸位请相信，凡是
为保障地方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而且往往在改革中，反改革的计划早
已在酝酿，在放的同时，收的绳索已经绷紧。一俟时机成熟，沙皇政府总是试图将
改革和让步悉数收回。在1906年4 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
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我建立了它（即国家杜马），我也可以毁灭它……将来就是
这样，请相信我”，于是，很快发生了“六·三”政变，开始了长达5 年的黑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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