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就将变成“孤鸿哀鸣”而失去最广泛的支持。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
最初把流通领域里的合作社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资利用的和暂时的经济组织形式肥合作化视为苏维埃政权与农
民做“买卖”，苏维埃政权要把“革命的胆略与革命热忱与作一干练而又有知识的
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
列宁在1923年回月写作《论合作制》时，他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个根本性的
变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把它的发展直接等同于向社会
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办好合作制的关键是使其具有“自觉性和诚意”，要使合
作制成为“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的”的组织，而农民一开始是不会愿意参加合作社
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因此
苏维埃政权就要在引导和鼓励上多下工夫。列宁设想，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
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提高办事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具有300 余年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以中央集权制为行政管
理体制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旧的统治体制，然而旧体制的残余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能够在短时期内
“摧毁”的，因为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且它还将在新的历史时
期发挥其影响力。因此，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曾清醒地向全党告诫：
要加强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修养，自觉
抵制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因为苏维
埃的国家机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仅仅
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资产阶级
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列宁认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
关里也有。”“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这个时期，列宁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以解决党内特别是党
的上层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列宁最不满意的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该机构庞大，有1200多人，
又干不了实事，没有能担负起检查、改善和改造国家机关的任务。因此列宁多次建
议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
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
反对的；而是应该吸收直接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参加，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习气和拖拉的工作作风。
在远离莫斯科后，列宁更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克里姆林宫的阴晴风雨。列宁感
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留时日不会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尔什维克党，
尤其是为党中央和高级领导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担忧。因为列宁清楚地看到党内越来
越严重的分裂危险，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专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
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列宁在1922年后写的信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这
些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病中的列宁无法参加这次大会，
列宁决定把他想要说的话带到会上。
从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宁在清醒的时刻口授了《致代表大会
的信》，这些长短不一的信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
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
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
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至100 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
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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