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一场灾难。对于这一救命之恩，罗斯福是不能忘记的，两者的关系也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德黑兰会议弥合了苏联和美国长久的裂痕，也隔合两个世界级大国的最高统治
者的关系。
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和苏联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进行了合作和协调，因此才
出现了悲悲怯怯自称是“英国小毛驴”的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的不满和屡屡怨言。
在1945年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达成了妥协，大体上确定了战后双方在
欧洲和亚洲大陆上的自身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格局。1945年4 月25日，分别来自东部
和西部的美国和苏联军队在德国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两国官兵热烈拥抱，俄
罗斯的伏特加酒和美国的香烟、口香糖成为彼此间传递情感的最好语言。
同年8 月12日是苏联体育节，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朱可夫元帅理
所当然成为陪同人员。体育节检阅那天，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和他选定的美国驻
苏大使哈里曼和迪恩将军登上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墓的检阅台，这是一次破例的盛情
邀请，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外国人、尤其是被列宁声声咒骂的资产阶级人物登上过
列宁墓。美国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向人们挥
手，然后以“俄国方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全场善良的人们为之欢呼，整个世界
沉浸在一片美好的幻想之中。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使整个世界为之感动，它标
志着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巅峰状态。
六、徐徐拉开的“铁幕”
二战后期，欧洲一派和平景象。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设想着维持战
时的合作，对于大多数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来说，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一般市民，
无论是资产阶级人物，还是共产党人，大家彼此都是战友和朋友，都在为战争的胜
利结束而欢欣鼓舞。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中写道：
“这是抵抗运动的幻想——既模糊而又豁达大度。这一想法和人民阵线的理想相似，
但超过了战前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或最低纲领的概念，体现了欧洲社会的一个全新
观点。它在人民阵线的社会正义目标上又加上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阶级调和的理想，
它想通过创造一个新的和没有宗派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人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上，
在使天主教徒和反教会者长期分裂的隔阂上架起桥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争的
胜利者，也有如此的想法。
然而，这看似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浓密的乌云，远处隐
约可闻的阵阵雷声使人们难以摆脱阴霸满天的印象。
在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想当然认为：美国与苏联已
经忘记过去的不愉快，美国和苏联应该共同主宰世界。罗斯福因此提出了设立美国、
苏联、英国和中国“四大警察”的想法，目的就是由美国和苏联拉上英国和中国两
个“穷伙伴”，共享世界大家园“盟主”的福份。
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必然的基础便是同苏联达成牢固的协议，从狭义上讲，
两国当中任何一国也不仰赖于另一国，但是，从较广泛的意义讲，照我的看法，两
国之中任何一国都只有在同另一国进行合作的条件下方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为此，
“两国政府须得明白：在国际事务方面，它们的方针，只能永远并行不悖，任何时
候也不可相互对抗”。
尽管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使命结束，结成战时
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合作的经济基础
依然存在，苏联还曾试图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分得60亿美元的“美羹”。
但是事非人愿，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首脑们发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
彼此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相互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深。
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初抱怨：“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和苏联相处很不容易”。
战后的数年中，苏联势力在东欧“凯歌行进”，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发挥了巨
大的影响力，使美国为之惊恐。美国政界的死硬反共人物感叹：“共产主义成为世
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
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
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上最远的各个角落”。
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最
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罗斯福总统没有福气等到星条旗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各地迎风飘扬的那一
天，他打败一系列战争恶魔，但是他却永远被病魔击倒了。1945年3 月12日下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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