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民动心了，点头同意了。当天晚上，孙国民也想家了，想安徽淮河支流边的孙佃铺，想自己的老宅，想起了已经去世了的父母、哑巴叔叔，想起了村里的邻居，想起了自己家的那块地，想起了地头的土地庙和土地爷爷。
当天，晚上，孙国民梦见自己扒火车回到了老家，真真的，进了村子，到了自己家门口，见自己家里已经住着别人了，就去了地里，在地头坐了好长时间。坐着坐着就不想起来，直到苏桂芬叫他：“国民子，快跑啊，抓你的来啦……”
孙国民拔腿就跑，可是又想起了栩栩，找不到栩栩了，着急的不得了，急的受不了了，就急醒了。
孙国民打定了主意，跟着大柱去武汉，只是孙国民不知道，大柱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奶奶，他的关于奶奶的记忆全是他编出来的。他的奶奶早就去世了。
盲流 48
这是一次大迁徙，孙国民夫妇带着栩栩、十五岁的大柱和他同母异父的七岁弟弟二柱以及十七、八个流浪少年，除了两个不愿意走的，留在岳阳参加了其他的团伙之外，一共二十余人在一个黑夜扒乘一辆拉煤的火车，从湖南的岳阳去湖北的武汉。
在武汉，大柱自然没有找到他的所谓的有地有鱼塘并且养着大群鸡的奶奶，他在武汉郊区四处游荡了几天之后，竟然凭着一张嘴在郊区的一家大废品收购站找了好几间房子。这间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是安徽人，也是两口子，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五岁，男的姓陈，人称陈老板，两口子从拣废品起家，到收废品，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在武汉郊区经营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废品收购站。有一个院子，盖着十来间简易平房。院子里就堆放着收购来的各种废品，经过分类然后再销售出去。
大柱谎称自己也是安徽人，说孙国民是自己的爸爸，说孙国民的爸爸就是自己的爷爷是个领导，受迫害了，所以出来避风头。听的陈老板目瞪口呆。最后大柱和陈老板商量，将来要是孙国民过好了，回到省城合肥，就一定亏待不了陈老板。
那边，大柱告诉孙国民说，奶奶出国了，但是奶奶委托了一个好朋友照顾大家。有房子住了。
等孙国民夫妇等二十多人进驻的时候，陈老板吓了一跳，本以为就几个人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多人。但当时也没好说什么。陈老板的表情让孙国民和大柱都清晰地感受到了他的不满。
当天晚上，孙国民跟大柱商量，说：“虽然是你奶奶委托别人照顾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白住人家的地方。”
大柱说：“没关系，明天我们就出去讨钱，讨来钱分他一点，当房租，不就行了吗。”
孙国民说：“我们不用讨钱了，拣废品，然后卖给陈老板，我们卖的比别人要便宜，你看，我们人多，拣的当然就多，武汉又是省会，大城市，一定能拣到好东西，能赚到钱。等我们赚到钱以后，我们也盖小平房，也有个院子，开始一边拣一边收废品，做大了就能赚到大钱，赚到大钱就可以干很多事情，可以让你们上学，可以……”
孙国民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那天晚上，除了栩栩和大柱的弟弟二柱睡着了之外，大家都听的两眼放光。
当然，听的两眼放光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孙国民的憧憬产生了共鸣，这些长期流浪在外的小江湖们从来不会轻信任何人的话和承诺，他们如此愿意倾听是因为长夜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别的消遣，听孙国民说话就跟听故事一样。好听。
因为三天以后，跟着孙国民拣废品的孩子就少了一半，都嫌太累，赚钱少，受人白眼，同样是受白眼还不如直接讨钱，偷点东西什么的。
四天以后，从岳阳过来的十多个流浪儿就都走了。纷纷加入武汉的别的以乞讨、小偷小摸为生的团队中去了。只剩下大柱兄弟。为此，大柱和孙国民之间发生了矛盾。大柱认为乞讨虽然不好，但也不应该光靠拣废品，而应该去做生意。
盲流 49
大柱带着弟弟在平房里睡了两天，哪儿也没去，既不和大家一起出去拣废品，也不出去做他的“生意”。
孙国民知道他心情不好，一点也不勉强。每天和苏桂芬还有栩栩外出拣废品，拣回来分类后，过磅直接卖给陈老板。
晚上，栩栩以及陈老板的两个女儿和大家在院子里的垃圾堆里攀上爬下，玩的开心。孙国民夫妇就坐在院子的角落里看他们玩，看着他们的欢笑也一起而欢笑。二柱也要跟着玩，被大柱狠狠地拉住，说：“你要是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弟弟了。”
二柱吓的不敢抬腿了。
第二天，大柱出去了，三天没有回来，二柱这三天和栩栩玩的非常开心。
大柱找到了参加别的团队的伙伴们，武汉是大城市，因此乞讨群的形式也非常复杂，以湖南人为一个派别有好几拨，安徽派别的也有好几拨，他们的行乞方式大多是以残疾孩子，老人、妇女为主，简单的就在马路边一趴，勤快的就让小姑娘在夜市和大排挡里纠缠年轻情侣买玫瑰花，或者抱着孩子站在交通要塞找小车里的人要钱。
还有不少觉得这样来钱太辛苦，就会找来钱更容易的方法，只是那些方法风险比较大，比如偷和抢，干这些事情的人比乞丐要多，想干随时就能入伙，比找个讨钱的团队要容易的多。只是要想干这样的事情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一旦干上了，就收不回来了。大柱这些日子烦心的就是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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