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对栩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悯心。她萌生了收养栩栩并给她提供好的教育的机会。
她的这个想法令孙国民夫妇难以接受，但又出于对栩栩未来的考虑，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情。女记者和栩栩谈过这个事情，也和孙国民夫妇谈了这个事情。女记者曾经是学音乐出身，确定栩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她告诉孙国民，并不是让栩栩离开孙国民，而是不再跟着孙国民到处流浪，父亲依然是父亲，母亲依然是母亲，女儿依然是女儿。只是栩栩从此在大连读书和生活，办理大连市的城市居民户口，做一个城里人，上最好的学校，做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特长生，孙国民夫妇想来看孩子的时候，随时来看。孩子寒暑假的时候也去看望孙国民。
女记者说，很理解孙国民夫妇的心情，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应该答应下来。你想，象你这样带着几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别说孩子将来的系统地学习音乐了，就是连基本的上学、就业都成问题，没有户口，就是个黑户，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只要能答应让栩栩留在大连，甚至，她还可以向孙国民提供一笔资助，用于回安徽老家买回自己的祖宅或重建。
诱惑确实很大。问起栩栩的态度，栩栩就是瞪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不说话，不表态。但很多人都发现，只要一提上学，栩栩的眼睛立刻会格外明亮起来。
孙国民跟栩栩说，想让栩栩在大连上学，把栩栩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看着孩子高兴成那样，孙国民后面的话到了嘴边也没有说出来。找了个机会跟栩栩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之后，栩栩又哭成泪人了，直问孙国民和苏桂芬：“爸啊，妈啊，你们不要我了啊——”
在大连的那段日子里，孙国民夫妇和栩栩一样都经历了非常矛盾的选择。虽然栩栩哭天抢地的样子，但孙国民经过仔细的考虑，为了栩栩的将来，最终决定答应女记者的要求。
不过，还必须说服苏桂芬，因为苏桂芬坚决不同意，虽然从婚后到现在，苏桂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和孙国民发生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苏桂芬坚决不同意孙国民的决定。不过，孙国民觉得说服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说服苏桂芬的过程中，孙国民发现原来这个事情也不象他自己想的那样简单，自己不仅低估了苏桂芬的力量，也低估了栩栩的力量，栩栩在彻底搞清楚上学的代价是离开父母时，就坚决不干了。苏桂芬加上栩栩的强烈反对，让孙国民第一次觉得很为难。开始犹豫起来，自己为栩栩的选择是对还是不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栩栩病了。
晚上睡觉时，苏桂芬哄着了最小的孩子，栩栩连着几天夜里哭着睡不着，苏桂芬就搂着栩栩睡。夜里发现栩栩发烧，脑袋热的厉害，担心去医院花钱。就扛着，以往孩子头疼脑热的情况多了。就没太注意。
到了天亮，栩栩起床，二柱也起床，为了争尿桶，顺手推了一把栩栩，正推在栩栩的胸口上，栩栩仰天就躺下了。嘴巴紧闭。一摸鼻息和心跳，竟然都没有了。
盲流 73
孙国民夫妇失魂落魄地把栩栩送到医院。
一路上，孙国民和苏桂芬谁也没有说话，栩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现实终于要面对了。到了医院，孙国民如实地告诉医生，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向医生出示了多年流浪在外但还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当年的诊断证明。
大夫看了那张残破的诊断证明。又看了看衣着破旧的孙国民夫妇，说：“先抢救，然后检查之后再说，不过，这病是要手术的，花起钱来，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从大夫的表情上和语气上，孙国民和苏桂芬都看出来情况好象很不乐观。
栩栩在里面抢救，孙国民和苏桂芬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孙国民说：“我去打个电话。”
苏桂芬说：“给谁打？”
孙国民说：“给那个女记者打。”
苏桂芬站在那里，嘴巴蠕动了一会儿，说：“国民子，你讲老天是不会不给人活路的，不是你讲的吗，你说天上要下雨，地上长庄稼，太阳从来也不耽误出来，人是有活路的，那现在是怎么了呢？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了呢？”
说着说着苏桂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撕扯着孙国民的衣角。
医院外边的公用电话前有不少人在排队，大多是农民，城里人打电话都用手机了。医院里面也有公用电话，但都是磁卡的，孙国民不会用。在医院外边小食品店的公用电话前，孙国民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女记者给的名片，照着号码拨，虽然孙国民初中毕业，但长期在外，很少接触电话这样的东西，加上情绪激动而复杂，拨号码老是拨错，错了就重来，重来几次，看电话的大娘就着急了，越着急，孙国民就越拨错，拨着拨着手指头悬在半空光哆嗦了，不敢摁那些个号码了。
看电话的大娘索性拿过孙国民手里的名片，照着拨通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女记者赶过来。
在医院门口，孙国民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栩栩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详细地告诉了女记者。
女记者听了孙国民的叙述，郑重地告诉孙国民，她愿意承担栩栩的治疗心脏病的手术费，然后抚养栩栩长大，并且一生保守孙国民和栩栩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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