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娘一见吴玉萍便急了：“我的乖乖，你怎么黑夜又来咧！我不是让你这几天别来吗？危险哪，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呀！”吴玉萍说：“大娘，这事儿我管定了。我们再不管，国良的冤枉就会石沉大海，以后就不会有人管了，村里坏人就会更猖狂。我白天想来，让人给缠住了。你看我们工作组还担惊受怕的，能看着群众长期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不管吗？”
“闺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这事给弄清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光大娘一个人说能算数吗？现在连他娘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说话？再说空口说白话谁信？啥是证据？咱没证据啊！可怜我那国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没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说着，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声来。
吴玉萍没想到大娘还有这一层顾虑。便说：“大娘你老别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诉你老实话吧！证据就在我手里，谁也赖不掉……”大娘奇怪地说：“你有什么证据？”吴玉萍说：“血衣！”
“啊？不是烧了吗？咋会到你手里？”大娘惊呆了，“那可是个祸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后，大队里让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说看着伤心，烧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来，折腾了几个死啊！也没整出来，人们都说烧了，怎么又会到你手里？”
吴玉萍没有回答大娘的话，接着说：“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只是不敢明说。老太太决心为儿子伸冤。”大娘吃惊地望着吴玉萍，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的？”
吴玉萍把夜里发生的事件说了一遍。大娘高兴地说：“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吴玉萍情深意切地说：“大娘啊！人家舍着性命危险把血衣、告状信交给我，我能只考虑自己不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想想吗？老太太把舍着性命保存下来的血衣交给我，这是她最后的一着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别人手里，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里去啦！我尝过受冤枉没人管的滋味。”说着她不禁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为老太太而哭，还是哭她自己。这回倒是大娘劝她了：“孩子啊！别哭了。大娘是为你担心哪！你既然决心要管，大娘能让你为难吗？再说我老姐姐都舍出命去了，我能看热闹？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诉你。”
村里马、刘两姓的宿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矛盾的公开化、尖锐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几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些运动就为家族间纠纷，派性的矛盾，或是个人间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剂，为挟嫌报复、公报私仇带来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义，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运动”时，桥头营主要干部多是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来，都成了“四不清”干部，连他们的子女都跟着倒了霉。因为刘家的人斗争积极，“四清”后村里主要干部便成了刘家的人。
马家的下台干部心中不服，几个人凑到一起，经高人指点，便捏造了一个以刘家干部为主的农村秘密组织，说他们秘密串连，辱骂伟大领袖，目的是推翻共产党。他们觉得单说一个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联络了其他村个别下台干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状”，还编出了一部分骨干名单，密报到公社。
公社书记慌了，认为事情重大，亲自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认为事关重大，不可大意，必须下大力量搞清楚。连夜从公安局、县委等部门抽调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个村，开展挖“残反”(残余反革命)运动。桥头营刘家的干部都上了黑名单，被隔离审查批斗。
“文革”一开始，这些被审查家属的子弟都是响当当的“红卫兵”。红卫兵兴起以后，大造“挖残反工作组”的反。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解脱了，造反的这些子弟们还不干，说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专了他们的政，吓得工作组连夜逃之夭夭。
“挖残反”后上台的马家的干部自然又成斗争的对象，不仅靠边站，有的还受了残酷的批斗。但很快斗争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资派”，揪斗县委书记、县长等这些“大人物”。对村干部批斗的劲头也就小了。村里造反派虽然夺了权，但没个系统的组织，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原来的村干部虽靠边站，但没正式免职，正所谓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村里已成了一种混乱局面，经过各派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以后，因马家在造反派中党员中都占优势，在村里人也多，又加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残反”以后当过多年村里主要干部，便又成了支书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中，在马、刘两姓的权力争夺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干部说换都换，刘国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运动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在部队中入了党，立过功，当时村中虽然马姓当权，但由于他从小离家，在两姓中没什么恩怨，人又正派，同时上级又一再反对干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当时的支部书记马永昌便觉得这是刘姓中可以争取的一个合适人选，立即安排他当了民兵连长。“文革”以后，马家的人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为了不使马家干部清一色，便又把刘国良留下了，只是给了他一个名字好听没有实权的职务——贫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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