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那个干什么？你看这形势，咱还有出头之日吗？”白刚说：“我相信会有的。”吴玉萍说：“就是有，那得哪一年？我们还能等得上吗？”白刚说：“等不上就留给子孙后代。”吴玉萍说：“你还是想想现在吧！你不想想你写的是什么？一上纲你受得了吗？”白刚说：“我写的什么？我相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绝不是反动的。”吴玉萍说：“你老是一厢情愿。现在流行的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反右前你写新入工厂的姑娘们在院里追着玩，‘像小野马似的撒欢儿’，不是就因为这一句毫无问题的话说，你是‘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地辱骂工人阶级’写进你的处分结论里吗？你的教训还少吗？你写的那些东西给你摘出几句就可以判你死刑啊！你知道不知道！”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3)
白刚不说话了。他心里非常明白，他那部长篇是写地下斗争的。从哪里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都可以找出问题来。甚至说你是借国民党特务的嘴骂共产党你也有口难言。可是他克服了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风险才保存到现在，怎舍得烧掉？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想说服妻子：“我知道这是冒着风险，可是主要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在劳改队一年搜查几次都没出事，在农村几年来都没搜查过，这次算倒霉赶上了，可是也过去了，还能老搜查吗？”
吴玉萍知道那些东西是他的心肝，他总是抱着幻想，做着平反的迷梦。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他太为难太伤心，便只好退让了，无可奈何地说：“唉！真拿你没办法，总是跟着你担惊受怕。”
第二天“二一歇”时夏雷队长便板着个脸说：“今黑夜开会，不管男女都得来，谁不来也不行。”话语不多，但人们从他那严肃的样子看出来这会必定很不平常。回家以后白刚和吴玉萍说队长今天通知开会，态度特别严厉，不知又有什么情况，两个人的心立即又悬了起来。
会议在生产队的办公室召开，所谓办公室只是里外两间相通的小屋。里屋除了会计的桌子凳子小板柜（会计的文件柜兼保险箱）和饲养员的床铺以外，便没有多少地方了。外间屋本来就很小，还有一个给猪熬食的大锅台，几个角落里都堆满了牲口饲料和许多绳套。平时开会来二十几个人便里外屋都挤满了。里屋向来是队长、会计和有头有脸的年岁大的人们的席位。
外屋则是妇女、小青年和在队里没什么地位的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们的地盘。平时这里顶多只能坐个十来个人，今天一下来了二三十人，这间小屋就好像是个橡皮袋，它居然也都塞下了，已经挤得人摞人，人们也还能为自己找到地方。那一堆破绳套是妇女们的宝地，平时她们都是在这里半卧半躺。
今天人太多了，后来的姑娘们一看哪里也没有了站脚之地，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自己同伴们身上一躺，底下的人就是喊着叫着往外推也没有用，最后她还是要挤个缝儿安排自己。有的干脆就坐在别人的怀里或是大腿上，这么挤着压着当然不好受，但你推我我挤你的也可以图个热闹，人多有人多的乐趣。
今天这会队长特别认真，板着个脸始终没有一点笑容。平时开会前他还和人们咧咧几句闲话，高兴时还说几句有荤有素的笑话。今天没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可能是正捉摸这会怎么个开法。不过捉摸了半天这开场白还是和往常一样：“外屋的看看，人到齐了没有？”这是每次开会前的例行程序。实际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外屋人来了在黑影里挤个地方一扎，怎么知道有谁没谁，让看看人齐不齐谁又能说得清？
不过不用担心，既然队长发话了总会有热心的人代为统计。这统计既不用点名，也不用报数，只凭感觉就可以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所以队长一问外屋好几个人同时喊道：“齐了，早齐了。”队长说：“齐了好！恩重，把炮子灯点上！”
恩重是会计，别看人不大，却是老会计了。初中毕业便当上了会计。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这个小会计却稳坐钓鱼台。所以也就成了队里的老干部，很有点权威。
夏雷队长脾气不好，脾气上来不管你是谁，都会勒你一顿。但他一个大字不识，工分、账目、往来书信文件全靠会计，所以他脾气再坏遇事也得让会计三分，全队也只有会计敢顶撞他几句。今天让点炮子灯会计又有点不高兴：“有电灯，点炮子灯干啥？”炮子灯是防备停电时记账用的，成了小会计的专用品。队长坚持说：“点上，放外屋去！”
“外屋都是听会的，有个耳朵就行了，要灯干啥？再说也没地方搁，放哪儿？”队长说：“放锅台上。”会计说：“锅台上都是人了。”队长不高兴了：“人让让，让你点就点上得了。”平时很少这种情况，队长今天连会计也勒上了。
本来屋里乱嘈嘈的，两人一争执，便安静了下来，人们都觉得今天这会是不一样。恩重也看清了这形势不敢再坚持，无可奈何但又有点不服气地说：“队长大人有令点上就点上。”队长又发布命令说：“外屋的听着！今天谁也不许溜号，谁溜了扣你半天工。扣工分还是小事，这是政治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与不忠的问题。出身不好的还是一个改造态度问题。”平时开会都是为队里的事，这次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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