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们走了，围观的走了。要家也安静了下来，只有一家大人孩子的哭泣声。人埋了，没有锣鼓奏乐，没有祭奠仪式，没有送殡队伍，也没有哭声。什么时候埋的，怎么埋的，连街坊邻居也很少有人知道。
要得平，一生也没有得到平静；只有这时默默地走了，走得是那样平平静静。从此没有人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再议论这件事情。好像他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年代，早已被人遗忘。
只有一个人总是神情恍惚，魂萦梦绕，心中放不下。那就是他的儿子要建贵，不仅干活的时候痴迷瞪眼地发呆犯傻，休息的时候更像着了魔一样缠着白刚：“老舅！我觉得我爹还没走远。”白刚说：“别瞎说啦！死了死了，人死了就了啦！还有什么走远走不远的。”要建贵说：“我说他的魂儿没走远。”白刚说：“哪有鬼呀魂儿啦的，那都是瞎说，没有的事儿。”
“没有的事儿干啥？昨天夜里我回家一进门看见一个人一晃上门后头去了，就是我爹，我赶紧到门后头去找啥也没有。在屋里屋外找再也看不见了，你说这不是他的魂儿是啥？我爹也是不想走啊！”要建贵说得十分真诚，绝对是他的亲身经历。白刚说：“人死了怎么能还看见呢？那是你心里想得悲切，眼睛里发生了一种幻觉。一瞬间好像看见了，马上又消失了，其实什么也没有。”要建贵说：“你说真的没鬼？”白刚说：“没有！老人死了，又是这样死的，你心里悲痛、不平，想得痴迷，以后还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鬼是绝对没有的，不要怕。”
“老舅啊！我是怕啥呀！我倒希望有鬼呀！我爹的魂儿能在黑夜到家来看看也好啊！他舍不得走，我们也想他呀！他命苦啊！”说着这个愣头愣脑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竟然又哭了起来。
白刚万万想不到他竟希望有鬼，而且希望与鬼相处，自己打破了他的幻梦，倒觉得有些歉疚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要建富见了白刚总是眼泪汪汪的，又痛苦又羞涩，见不得人的样子。要建贵则是不断地述说着他一个一个的噩梦。死了的平平静静地走了，活着的则是不尽的悲痛和无限的噩梦。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1)
要得平的死，在白刚的心里也引起了深深的震撼。他原来觉得自己只要谨慎小心，就不会有什么事。这些年虽然风风雨雨，但终究熬过来了。尤其是回到家乡以后，觉得白一村人还朴实，家族的人也多少有个照顾。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有时人们也会身不由己啊！要得平虽然一向规规矩矩，小心谨慎，连孩子们说句大话，他都坚决制止，在村里人缘也不错，但是因为这点小事不是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吗？看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能离开还是争取离开。
促使他离开的更迫切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玉萍生小孩以后便回农业局机关了。机关没有宿舍，在外边租了一间民房，还要雇一个保姆照顾小孩。她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养一家人。保姆一月十六元，加上房租就去了工资的一半多，留给她们一家四口的只有十几元钱了。
白刚在队里累死累活一月只有五元左右的收入，还不够保姆工资的一个零头。而且两地生活白刚带着儿子，一出工锁上门便把儿子扔在村里没人管。吴玉萍带着女儿处境更难，保姆是只管上班的八小时，上班时把孩子送去，下班便把孩子接回来。所以下班以后既要忙着做饭，还要照顾孩子，忙得晕头转向。心情又不好，孩子没奶，还要想法给孩子做吃的东西，两地生活花销也增加许多。
白刚劳动每天收入只有两角钱，多吃半斤粮食集市价就是两角多，每天做饭节省着烧也得一捆高粱茬头，集市价又是两角钱，冬天取暖两头开销更多。所以经济的逼迫使白刚觉得不能再这样了，如果自己能去看孩子，不雇保姆省下的钱就比在队里劳动的收入多几倍，而且大人孩子还少受罪。
白刚以生活困难孩子太小没人照顾为由，向队里要求去妻子处照顾孩子，不在队里上班，也不在队里分粮食柴火。队长断然拒绝：“想得倒好！你的任务是改造，不劳动行吗？”吴玉萍多次找局里领导想给白刚在农场、林场找个临时工或是把户口转到附近农村来，对她困难处境也好有个照顾。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过分。
虽然白刚的身份有问题，但从那个县转到本县仍然是劳动。本来有的局长答应考虑，但是那个朱一夫知道以后，却上纲上线坚决反对，也被拒绝了。每年只是到了冬天实在没活可干的时候，队里才允许白刚去与妻子团聚。
这年冬天场了地光，粮食柴火分完了，白刚就借队里的小驴车，由侄子白纪青赶着，装上白菜、萝卜、粮食和衣服被褥到吴玉萍那里去过冬。一家子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团聚。这团聚是幸福的，躲在这样一间小屋里，造就了一个自由的小天地。一家人有说有笑，尽享天伦之乐。这团聚也是酸楚的，一家四口，只靠吴玉萍微薄的工资生活，除去房租保姆费，每月每人生活费只有四五元钱。
这间低矮的小厢房不足十平方米，就这小小的斗室，依然是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大人孩子的衣服，只有两个小包袱堆在炕角。吃饭的筷子碗就用砖头垫起来放在了土地上，旁边就是孩子大人穿不着的旧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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