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所发小册子，至今是研究卢作孚其人其事最重要的文献。
可是，在乐大年、顾东盛眼里，这天的会，最成功的却是会后丁大师傅的豆花。他们认为，若没有这卢作孚精心设计的“豆花宴”，这会议的成功便很可能流于“一席空谈”。
这天，北温泉公园的食堂布置得简洁，却透露出主人品味。无数张八仙桌拼成的巨大的餐桌上，并无餐巾，却用白纸充当。桌面上，用小三峡的野花与公园中培育的鲜花的五色花瓣点缀，军长们刚上桌，便读出了花瓣组成的字样：“川人川军同桌同心，把川江川省建设成花园一样。”
准备宴席时，乐大年曾与卢作孚有争议，乐大年认为“吃惯了山珍海味大鱼大肉的军长们可能一下子不能适应卢作孚设计的不见荤腥的素席‘豆花宴’”，卢作孚却坚持“还就是为了你说的这个原因，我料定军长们一定会倾倒于我们北碚的豆花宴！”
此外，严格按照卢作孚的设宴意图，豆花之外，只配以十来样小三峡土产农家小菜，唯一的荤菜是每人面前一小碟腊肉，连这腊肉都是专人到白庙子后面大山中农户家去采买的。因为山中柏树好找，而腊肉必须用柏树丫枝熏出来才有那股子异香。
豆花一上桌，担任监厨的乐大年便向正在主持宴席的卢作孚投去心悦诚服的一瞥——果然被卢作孚言中，刘湘带头举箸，赞道：“唔，雪绵嫩鲜！”
备宴时，经验丰富的丁小旺师傅指出“至少要推两挑豆子的浆”，宴席最后，几大锅豆花居然见了锅底，军长们还大喊：“快些舀豆花来！还在捱啥子耶？”
丁小旺的工作日程本来是说好了的——“只借两天，用完由卢作孚民生公司船当天送回醉八仙”。可是，这一次豆花宴后，丁小旺主动辞去了醉八仙大厨的高薪位置，留在了北碚峡防局食堂。原因是：“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子手艺，能叫军长，还不是一个军长，那一张桌子上就满坐了三个军长，外搭重庆府平时见都见不到的大商人、大官人个个吃了欢喜。“跟着你这个叫卢作孚的朋友，我丁小旺有面子！”——丁小旺自己亲口跟乐大年说。
几十年后，“老北碚”们早已记不起卢作孚在会上的发言，那本小册子也顶多作为文物保存，很少翻读。可是“老北碚”们却记下了，自从卢作孚在会议这天随口命名——“豆花宴”之后，这“北碚豆花宴”便成了闻名峡区四县、乃至重庆与省城的一个品牌。
北碚地方志学者李萱华记下了“豆花宴”的半世纪发展史：是年秋，上海银行宜昌分行总经理朱孝祖来碚，卢作孚以上宾相接，设豆花席招待，餐桌以白纸铺面，并以杂色花瓣摆着“开发四川产业，促进西南交通”12字。就餐时，每客一碗豆花，一个调合，席间摆上10多碟小菜。客人们边吃边议，觉得新奇，吃得满意。
1933年，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应卢作孚邀请到北温泉公园举行。卢作孚在北碚上天宫高“豆花宴”款待与会代表，气氛热烈活跃，代表们称赞“豆花宴”独特、新颖、别具一格，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难得！难得！”
由于卢作孚倡导，后来北碚人以豆花席待客，已一种风俗。1940年，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儿子结婚，包下北碚兼善公寓，以豆花席大宴宾客三天。
蒋介石登缙云山，太虚法师专请北碚高师上山，制作豆花席款待。
卢作孚离开北碚后，其弟卢子英继承他的事业，效法乃兄，凡是贵客来临，均设“豆花宴”相待。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1939年由延安来到北碚，卢子英设豆花席相待，事隔四十二年后，高士其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忆说：“我和汪伦同志乘滑竿到北碚区长卢子英办公室，陶先生（行知）也应约来了。子英同志留我们吃便饭，桌上摆着三十六件小菜，量都不多，非常可口，是北碚风味……”
1957年，朱德委员长视察北碚，在北温泉公园以豆花席款待，他非常满意，说他这餐饭“吃得再舒服不过了”。
1958年秋，贺龙、邓小平、彭真等来北碚时，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在北碚公寓设豆花宴，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邓小平对彭真说：“你不是四川人，口味上有所照顾，按我们的口味，今天的调合还不够味！”
——丁小旺为这句评语遗憾一辈子。儿孙为他做百岁酒时，他翻开相册，一张张指点着，还在向女儿念叨：“蒋委员长、朱德委员长，哪个没吃过我的豆花宴？悔不该那天我只顾了彭真委员长，没顾上小平同志。”又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人做事，又顾里子又顾面子，所以我跟卢先生最投缘！醉八仙一见如故，投到他名下，一辈子帮他做豆花宴。当然，话说转来，那天若不是他带了姓乐的朋友来，一火色点了回锅肉盐煎肉酱爆肉，我连他先生的面都不得出来见！他卢先生这个人，大事做得来，小事不随便。我虽做不来大事，但是哪个要叫我把豆花宴调合那十几样东西减一样，我是一辈子不会干！一辈子最不该的就是那一回，小平同志来了，你说说看，我啷个就忘了他老人家是真资格的川人川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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