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当卢作孚在意见书最后签名时，李宗仁也提起笔来，在一份绝密协定上落款“桂系代表”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盯着纸面，直到墨迹由润转枯，才将笔递给旁座一人。此人在紧挨着的“川系刘湘代表”一栏签名“张斯可”，然后将笔杆顺过，递向隔桌正襟危坐的另一人。此人接过笔，在“红军代表”一栏中签下自己的名字“张云逸”。
侍卫李刚在李宗仁身后瞪大了眼睛望着眼前的签字仪式，直到此时，他才证实了去年10月14～16日与李宗仁出行时，自己的这双招风大耳捕捉到的那两个字确实没听错。
就在广西桂林的一处密室，中共中央特派张云逸与川系刘湘代表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会谈，三方就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联合抗战达成《川、桂、红协定》。
第一条就是：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绝密协定签署之前，三方绝无一人与卢作孚通气。
于是就有各种说法：
或说：《川、桂、红协定》三方与卢作孚不约而同，纯属巧合，顶多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怎么就“同”得来非要在同一天里做这事——桂林密室中签下这份协定；川省建厅厅长办公室中，写下致最高领袖的意见书？
或说：冥冥之中真有那么一双手，考虑到人类偏爱“巧合”与“戏剧性”的癖好，在编制历史的同时，便一次性地把它编成历史剧，写成历史演义，省得后来的编剧与小说家们，再绞尽脑汁写什么剧本和小说。
说法者，怎么说都得法，所以叫“说法”。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
一年前领一支万把人的红军与蒋公百万军周旋、兵临贵阳逼昆明、车转身轻取遵义、活生生把双雄争霸战争史演绎成戏剧史的那个毛泽东，到这时，已像川剧变脸一样，换了另一副面孔。难怪，历史小说写到叱咤风云、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式的大人物，总爱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民生公司办事处会议室，这天晚上，聚集一堂的却不是公司干部或股东。蒙淑仪带着两个儿子，扶着卢作孚母亲，在会议长桌前坐着，旁坐的还有举人、宝锭、姜老城和正在啃着烤鹅的关怀……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长桌另一端的收音机。此时，广播员的声音充满热情：“今天是1936年12月12日，各位听众，下面请川省建厅厅长卢作孚为我们做《建设的目的和方法》的广播讲演。”
这时的四川省广播电台里，卢作孚接过播音员的话筒，开讲：“建设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作国防的准备，一个是为提高人民的生计。”
卢作孚身后，电台总编小心地退出播音室，将厚厚的隔音门轻轻关上。卢作孚对面，隔着厚厚的玻璃可见，技术室中，电台人员正在配合工作。卢作孚要是知道远在重庆的民生公司会议室中的情景，会乐得讲不下去。
卢作孚母亲指着收音机欢叫：“魁先娃，你怎么变了这种声气？”
蒙淑仪小心地抚着卢作孚母亲，示意她小声些。
姜老城也指着收音机附和着：“瓮声瓮气的！”
举人喝着壶中的酒，不屑地冷笑：“非也！非若是也！人蜷在水缸里头，声气都要变，更莫说蜷在这小木匣里头！”
明贤与明达相视窃笑。
播音室里的卢作孚当然不知道，他专注地演讲着：“盼望大家在认识建设事业以前，先认识建设的方法，先认识技术与管理，建设厅是要这样责备自己，不要问有没有建设，先要问有没有技术，能不能管理……落后的民族、落后的国家一旦觉悟，他们的进步能够比任何先进国家更迅速。”
卢作孚讲得动情，没有在意，他对面，隔着玻璃，总编冲进技术室中，扬着手头一纸电文，正激动地对技术人员吼着什么，技术人员立即卡断了播出。播音室里，女播音员感觉到异样，总编冲女播音员做暂停手势。女播音员回头望着卢作孚。卢作孚紧握话筒，提高声调继续讲：“中国的未来，完全产生在中国人的手上！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着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可完全如我们的意……”
卢作孚身后，厚厚的隔音门突然被撞开，总编冲了进来，对女播音员亢奋地大吼着，女播音员转对卢作孚说：“卢厅长，对不起。”总编将一纸电文送到卢作孚面前。话筒被卢作孚缓重地放在桌上。
就是这一夜，由川省省城向西北去的陕西省城，发生了那件扭转时局的大事，这事后来被称为“西安事变”。
12月14日，刘湘发表通电，提出巩固中枢，抗敌救国，弥息内争，营救蒋介石等4项主张。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主张。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拍发绝密级电报，电报稿是周本人亲拟：“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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