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容严整的军官下车，如影随形，一个武装卫兵护卫其后。军官提着个铁制的便携公文箱，箱上有铁链，锁在军官手腕上。军官打开铁箱，将一封信送给卢作孚。卢作孚签字后，军官一个军礼，转身而去。
卢作孚拆开信，是一份手令：“昨电谅达，再三研究，你所定办法，恐无效果。因名为管理粮食，若仅取缔囤积而不限期销售，则取缔必不生效，若徒言平价而不定价购销，则愈平愈高，又粮食必须规定为核准登记，决不许其自由营业，方能收管理之实效。在此紧急生死关头，若不破除正统派自由贸易观念，则谓管理者必等于纸上谈兵，必误大事。望务必根据此意，修正粮食管理办法。蒋中正。”
上了车已经出发的何平与何北衡分别从各自车的驾驶舱反视镜中发现卢作孚独自站在旷野中，便叫司机停车，二人回到卢作孚身边。卢作孚将手令递到二人手中。何平与何北衡读后无语，将手令交回卢作孚手头。
这份至今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民国29年9月7日条的《蒋中正致卢作孚手令》，表明了卢作孚公布粮食调查、管理两项大纲当天，蒋中正的态度。可是，在第二天的“总统档案”中，未见有卢作孚一字回信。直到23天后，才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见到一份标明为《卢作孚致蒋中正9月30日代电》的文件。这23天里，卢作孚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去了？他为什么不及时回复蒋介石手令？
9月7日读罢手令当天，在两位副局长默默注视的目光中，卢作孚转身上了自己那台车的驾驶室，关上车门后，并没急着指令司机开车。直到听得另外两台车关上车门的声音，他的车才开出。卢作孚在后视镜中，望着另外两台车分驶上另外两条岔路。
如血残阳中，旷里上红尘滚滚。三辆车，一直驶向旷野尽头，消逝。
几天后，1940年9月中旬《成都中央日报》披露了卢局长的意思：“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
卢作孚照例不表白自己面对蒋介石手令“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对自己做心理描写，他只向人说出必须这么做，然后自己带头、并督促众人这样做去。
“若不经调查，怎知何处、何人有粮食储存呢？储存数量多少呢？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故而卢作孚局长及其副局长，虽被蒋中正浇了一盆冷水下，仍于9月中旬，分赴四川产粮之第二、第六、第七等三个行政区进行调查，并召集专员及县长研究粮食管理办法。”大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学者，台北“国史馆”纂修处高级研究员简笙簧先生严谨考证后，指出战时问题必须采取相应调查、管理措施的理由。
1940年9月中旬另一份《中央日报》，发表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告川省民众书》：“政府对于四川省所发生的粮价飞涨现象不能坐视，必须以最大决心对本省实施粮食管理。”
与此同时，卢局长正主持会议，他用红笔在川省粮食管理专用地图划分区域：“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业务员及事务员各一人，雇员若干人，以推动农村余粮调查业务。”
与会者坐席前，便摆有“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等牌位。卢作孚对他们一一吩咐，众人依次点头领命。
1940年9月19日《成都中央日报》：“卢局长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
只差一句话没写：“面对委员长严令，卢局长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实施消费区的市场管理，实施米商登记，分区编号、凭证购米，以期运销、分配皆能达到合理化，遏止米商囤积居奇之风！”卢作孚召开各地专员、县长、米商大会，口气软中带硬，此前他曾登门拜访劝说过的各大户乡绅、各位大粮商多到场。其中桀骜不驯者，此时也敢怒不敢言。1940年9月23日《成都中央日报》报道了卢局长解决粮食问题的这一鲜明态度。
会场中人散去。坐在卢作孚左右的何平与何北衡凑过来说：“卢局长，9月7日总统手令，你至今未作答。”
“作孚，半把个月过去了。”
卢作孚望一眼会场的时钟，“开饭还有半把个小时，我正想跟二位商量这事。”
何平说：“你讲。”
何北衡补充道：“尽快给委员长一个回复，这才是当前第一大事。”
卢作孚说出来的话却令二人意外，“我想再加派一千人，将粮食调查搞它个明明白白！”
何平惊道：“眼下这三队人，你还嫌不足？”
卢作孚说：“一千人撒下去，我还嫌不足！四川之大，当欧洲多少国家？”
何北衡粗心地说：“这动静越搞越大，我就怕，委员长那边……”
何平问：“万一调查后，你我仍不能解决委员长布置下来这一道难题？”
卢作孚不惊不诧地反问：“你我这四川，古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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