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的同龄人宋庆龄同样发表声明《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目前的危机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宋庆龄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生上：“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
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4号的宋庆龄，收到了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宋庆龄的答复是：“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胜利后几年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言，坐飞机到重庆发言，这一年，他用他的百万雄师发言，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词发言：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893年出生的几个同龄人，辛亥年，第一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振臂一呼，献身革命。抗战年，第二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振臂一呼，献身救国。胜利后这三年来，他们中的三人，热而诚、慨而慷地振臂一呼，虽不再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同样惊人一致地为了中国、为了民生。可是这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人，卢作孚，一言不发。胜利后，他说过要建设中国现代化，他说过要把中国把世界建设成花园一样。可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具体到何党领导，谁来执政，卢作孚从未说出一句，也未见亲友一句回忆，更未见忠于史实的史家对此有一字记载。对此，卢作孚还是一贯的个性，先做，后说。或者索性不说。但胜利后的他，对这一问，肯定想过。1946年，范旭东留下一句遗言，“中国的事难做”。与范旭东同样的实业界巨子、同样一生讲究做实事的卢作孚，肯定想过。今后，要在什么样前途与现状的中国，自己想做的事才好做，才能做？卢作孚不会只想，只是不说。虽然不说，但一定殚精竭虑，深思熟虑，不然，就无从解释三年后又一场深谋远虑调度得力的大撤退。
归来
花生当然都进了孙女的嘴。孙女说：“爷爷不吃？”爷爷说：“爷爷要吃就吃一个壳中有五颗的！”孙女傻乎乎地满袋子翻找，咿咿呀呀嚷嚷着：“爷爷要吃五颗的花生！”爷爷暗自得意，窃笑。爷爷当然无从知道，多年后，孙女真找到了“一个壳中有五颗”的花生，把这花生供在爷爷墓前。
“长江断航，这不等于要了民生公司的命？”公司会议室中，程股东指着一份报纸，接着拿起面前一份报表说：“今年不比往年，全年货运量只有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
与会者有人响应道：“多少大老板忙着换金条，卷铺盖要跑！重庆市面都乱了，谁还有心做生意？”
顾东盛道：“我不问政治，与国民党绝无一丝一缕裙带瓜葛，共产党长什么样，我一个没见过。我就知道一点，中国就这一条长江，四川就这一条川江，无论谁来，只要想把国家搞好，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他都离不开这条江、离不开轮船，任何政权来了，也需要航运，我民生公司这方面有实力，所以，新来的这个党，肯定不会不要我们……”
长桌这边，议论纷纷，却同时戛然而止。众目睽睽，都望着长桌另一端。
卢作孚坐在长桌的一端，一直埋头在面前的一份《总经理室工作报告》上写着什么，正准备会议发言，唯有坐在长桌另一端的顾东盛发言时，他停下笔，默默听着。
李股东匆匆走进，将一张新出的报纸扔在桌上，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程股东瞄一眼报纸，叫出了声：“蒋介石下野！退回奉化老家……”
长桌边，议论再起：“蒋总统都找好了退路，卢总经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我们也该为民生公司找退路了吧？”
卢作孚见问，抬起头来，遵照会议规矩，对会议主持顾东盛说：“董事长，我可以开始了？”
顾东盛点头道：“下面，请总经理卢先生做总经理室工作报告。”
卢作孚正要开始报告，街面上突然人声鼎沸，与会者纷纷跑到窗前，显然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在市面上引起混乱，于是，众人涌出会议室，涌向街头。担任会议记录的李果果对旁坐的文静说：“看看去。”说着，也跟着众人跑了出门。文静默默看一眼卢作孚，仍坐着不动，只是把李果果扔在桌上的会议记录本揽到自己桌前。
“东翁，快去看看！”有人临出门前，招呼顾东盛。顾东盛收拾桌面东西，跟着起身，正要走，偶抬眼，发现长桌另一端，卢作孚依旧端坐，面对报告问：“董事长，我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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