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麻布躺在床上许多天了，一直不肯最后闭上眼睛，是在望着门口，望着在重庆城教书谋生的二儿子回家。自己心头有话，想告诉所有的孩子，想说：“我这辈子，挑麻布卖麻布，几十年没少过哪家老板哪户邻居一尺一寸布头。”可这话，连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晓得，用得着这种时候再对儿子说么？自己还有什么想对儿子说的呢？
陪了他几十年的妻子坐在床边。嫁过来那天，洞房之夜，卢李氏就对卢麻布说过“这辈子，我陪他”。这一陪，陪了一辈子。卢李氏见丈夫眼巴巴望着门背后斜靠的扁担，猜到了他想说啥。又见他望着大门口，猜到了他在等二儿子赶回家，全家人到了，他还有话说。卢李氏想问丈夫还有些啥话要说，他用听不大清楚的声气说：“我们从肖家场搬到杨柳街，为的是啥子事？我还没告诉儿子。那年子，魁先娃去省城求学，出门前，我就想告诉他的。后来还是没告诉他。只送了他一根扁担，说了做人要像扁担有让性，没说肖家场的故事……”
1923年这一天，卢作孚父亲卢茂林在合川家中逝世。他的二儿子是从重庆大老远地赶回家中，没听到父亲留下最后的话，包括肖家场的故事。
不过，父子之间的传承，又岂在讲没讲一个故事？十几年后，到了1937年、1938年，二儿子做出事来，活生生再现了爸爸的全部个性，不光是那根扁担的“让性”……
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卢麻布一生奔波，那根扁担挑过的麻布，不够他的二儿子办实业公司后，将手头最小的一条轮船货舱装满。
卢茂林去世，卢作孚写下《显考事略》。今天，已经找不到这篇亡佚的文字。老人们追忆，说卢茂林二儿子的祭父文，写得来声声带泪，字字泣血，赤子情深。
扁担是而立之年的爱物。
爱与不爱，三十岁的人，都离不得它。两个筐子摆在面前，你非得一肩挑起。一筐是老的，一筐是小的。父亲就这样挑了一辈子。父亲去世这一年，卢作孚三十岁，上有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弟弟，还有两儿一女。卢作孚只能将家人作一筐挑，另一头筐子腾空了——二儿子这辈子要挑的，比爸爸的重些。
这年除夕刚过，“袁汤圆”的袁老板打开铺门，发现对门子督府衙门又换了牌子。袁老板乐了，他也不敢怠慢，便从柜台后取出汤圆品种的招牌来，将“芝麻大汤圆：四十个钱一碗”上的“四”字，改作了“五”，其余“醪糟小汤圆”等依此类推，一路改下去，袁老板改了个遍。他忽然想起刚革了命的那一年元宵节，有一个教书的小先生带了三个读书的少年学生来店里，又大又圆的袁汤圆不好好吃，偏偏要拿汤圆来上算学课，说什么：“汤圆宣统元年是四个钱五个。今年，四个钱一个。求解：四年来省城物价涨了若干？”记得当时那个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少年学生算出来的答案是“百分之五百！”这一晃又恍过十年，万一那位先生再带了学生来吃汤圆，又该算了——省城的物价涨了若干？
住在西门城墙基脚下的成都市民，这一天，推门上街，也发现城头又变换了大王旗。有耐心的、眼睛爱找事的还看出，从城门上方坠下一个吊笼，笼中站着两个川军士兵，一个拎起一大桶红颜料，另一个打赤膊、提排笔、用军人的粗放在城墙上先抹去上个月另一军川军刚写下的什么标语，另写上大红标语：建设……
“建设”什么呢，没人再有耐心往下看，再爱找事的眼睛也找不出啥新花样来，于是路人们头也不抬，各自忙各自的营生去。刷完标语，打赤膊的军人才感到冷，披了士兵的军装向站笼中一坐，却是从前被杨森降职为兵的副官。
1924年初，杨森东山再起，2月19日，逐出川军第1军，进驻成都，就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掌控四川军政大权。他一天没耽搁，又开始他四年前在泸县要做没做成的那桩事。办公室门口的牌子也新换成“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办公处”。
杨森端坐巨大的办公桌后，问：“建设新四川，第一做什么？”
杨森的副官马少侠答：“事得人而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
杨森颇赏识地一笑：“急电，有请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到成都助办教育行政。”
“教育厅长？他卢作孚未必肯来。”
“三年前在泸县，教育科长，我一请，他就来！”
“他这人，不在乎官大官小，就爱从小事做起，做成实事。”
杨森一笑：“那便再加一句……”
马少侠提笔等待。杨森却一把夺过笔，龙飞凤舞写下一句，写罢，掷笔文件夹上，得意地说：“有这一句，他卢作孚还肯来否？”
马少侠点点头：“有这一句，再不来，他便不是卢作孚！”
电报时代，远胜过驿路时代。隔天，看到电文，蒙淑仪笑了，抬头问丈夫：“这一回，你还去不？”
“有此一句，再不去，我便不是卢作孚。”卢作孚在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宿舍中，笑了。
蒙淑仪凑近，读出电文最后一句：“尚记拙内泸州运动会剪发故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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