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的一天，蔡伯多禄带两个“病人”上哆罗夷馆请哆罗医生看病。他们是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和秦禄，特意来广州恭请哆罗主教派西洋教士上陕西传教。哆罗叫焦振纲等返回，在陕西做好接应。修书一封由蔡伯多禄带给澳门主教，让四名在澳门接受汉语强化训练的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来广州，准备深入内地传教。
亚多等四名意大利教士在十三行呆了半个月，他们的进京请求被督抚毫不通融地驳回——其实他们没打算进京，而是实施哆罗与蔡伯多禄精心策划的障眼法。五月下旬，他们拿到粤海关办理的粮驿道路引，背着藏有“教器”、“邪书”的沉重背囊登船重返澳门。重返澳门只是个幌子，他们乘船离开广州不久，便弃船走陆路，在蔡伯多禄等教民的带领下踏上北上的征途。教民李刚义打前站，带哆罗主教的信联络沿途的教民，协助护送。
广州至京师的官道，既有奉诏进京效力的洋传教士北上，也有被驱逐回广东转道回国的传教士南下，外国人来往不算一件稀罕事。一路上畅通无阻，偶有官差盘问，蔡伯多禄敷衍几句便顺利过关。他们偶尔住进教友家，但多种情况是自己解决住宿，到破庙、牛棚或者屋檐下夜宿。
护送传教士采用接力的方式，下一程，由湖南湘潭教民周正等人护送，一干人于七月到达湖北省樊城。刘绘川等湖北教民在此恭候，准备穿越鄂西直接进入陕西。他们渡汉水进入襄阳时，受到绿营兵截获盘查，刘绘川声称四个碧眼尖鼻的同伴是大清边民，准备路过陕西回西北老家。当时民众起事刚被弹压，绿营游击十分警觉，命令营兵搜查，从他们背囊中发现十字架等传教“邪器”和夷文“邪书”。
八月初，绿营官兵将十余名疑犯押往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亲自审案。严刑拷打下，教民纷纷招供。特成额大惊亦大喜，此乃邀功请赏的上佳机会，立即上奏朝廷。
乾隆见折龙颜大怒。密遣洋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的始发地是广东，乾隆在朱批中斥责广东督抚等地方官，“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你们）漫无觉察。”乾隆尤感惊诧费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
乾隆自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聚众谋反案”，朝廷调兵遣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乾隆神经过敏，将两件事联系到一块，认为内外勾结，乱我中土，性质比乾隆十一年的福建教案要严重得多。在福建传教的教士，仅仅是乱我名教，蛊惑民心，现在竟发展到策应谋反的地步！
乾隆下令详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严饬各地官员“按名拿办”。
乾隆晚年的大教案自此拉开大幕。
湖广总督特成额最积极，湖北湖南两省，参与护送和并不知情的教民纷纷落网。九月，特成额奏报朝廷，派官兵将四名意大利传教士，及接引护送的刘绘川等教民押送京师审讯。
陕西是传教士的目的地。陕甘督抚雷厉风行，彻查邪教在陕西暗传情况，结果有重大发现，查获逮捕隐藏于陕西的洋教士三人。督抚据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帝奏报：陕西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传教西洋人和信教华民，称“本年罗马当家（哆罗）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各省。”
乾隆大为吃惊，这还了得！邪教传播比朝廷估计的严重得多！乾帝下令各地督抚“严密查拿”。教案迅速波及到全国范围。
甘肃、山东、山西、四川、江西、福建、直隶，均有重大斩获，共有十八名西洋传教士、数百名中国教民落入法网。洋传教士和教民首领押往京师刑部审讯。其他行省虽无斩获，也都弄得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广东是教案发源地，乾隆帝斥责各地督抚，广东督抚等地方官首当其冲。总督舒常在广西巡察，巡抚孙士毅接到严查哆罗教案的圣旨，吓出一身冷汗。和臬司姚棻紧急磋商后，指派臬司知事苗长青带领巡捕、皂隶赶往十三行，传各夷馆大班、牧师及他们的保商、通事来按察司聆训。姚棻叮嘱苗长青，重点传讯罗马医师哆罗，但不要惊扰他。
夷馆大班及牧师由巡捕皂隶夹持行走，保商及通事乘轿跟在后面。同文行是首行，大班及牧师约有三分之一由同文行担保。具体承保人是潘有度，承保契约盖的却是行主潘文岩的印章。潘振承没让潘有度卷入，由他代表同文行前去按察司聆训。潘振承坐在凉轿上，寻思究竟出了何事。巡抚和臬司首次一个不落把牧师传去聆训，莫非出了教案？潘振承联想起这几年有很多病人，由蔡方郎中引荐来哆罗夷馆求医，好像哆罗是华佗转世。名声扬得同文行的伙计也慕名请哆罗治病，结果发现他的医术远不如殷无恙。
“哆罗在暗传洋教，那些所谓的病友其实是教友！”潘振承心中豁然开朗，又赫然惶恐，他是哆罗的保商，倘若哆罗被告发，他脱不了干系！“苗大人，苗大人。”潘振承叫臬司知事苗长青。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